随着中国全面向西方国家低头认错，往后五年内国内发生大规模动乱的可能性会进一步提高。

首先我们想想习近平的思维模式之一的“树立敌人-打倒敌人”，这个并不是习首创而是由中共一直沿用多年，行之有效的一种维护政权合理性，同时又可以化解国内矛盾的手段。只不过习在这个手段上用得有点过火了。自从习就任以来，这差不多10年间，尤其是特朗普在任期间，中共顺藤摸瓜地强化了“美帝国主义”的这个“外患”，和“资本家”这个内忧。但如果中共一旦向美国认错，就等于是否定了“西方国家”这个活稻草人。另一方面，国内的资本家基本上已经被“打扫干净”得差不多了。这样两个敌人形象都会变得模糊。但中共要维持自己的执政合理性，必须要继续维持这种“树立敌人-打倒敌人”的模式，这就需要一个“敌人”。

然后我们讲讲年轻人。从上面提到的内容我们可以注意到，从习上台到今天，已经可以有一代人从小学生成长到大学生，甚至从大学毕业。这些年轻人自幼就是成长在习的话语模式之下，已经形成了几个典型的特质：热爱中共、信奉马列主义，仇视资本家，仇视境外敌对势力。然而近几年的大学毕业生数量严重膨胀，而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对就业难以消化。一旦这些人失业，而国家又向西方国家低头，这就会让他们长久以来建立的理想幻灭。加上他们信奉的所谓马列主义思想，这里面会有人对政府产生不满，并试图改变社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习的这种暧昧不明的政策走向，和看似高明的奴隶化思想管理，很容易在现在的这种形势之中，自食其果。最终会形成官僚的政府，和理想的平民之间的严重对立，并由此产生动乱。我们回顾历史，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正是孕育于类似的环境之中，即国家向外国低头，转而加大对国民的剥削，读书无用，有一种可用的主义以支撑群体。目前看来，国内有很多要素与之可以对应上。

至于最终会不会导致韭菜和政府的全面对抗，目前还缺乏环境和契机，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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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难两全 大义灭亲则是破坏了社会最基本的人伦 人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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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梁：忠孝问题及文革故事。

以后在墙内看见粉红的朋友批评左派或者右派，可以给他们一句

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左右之分，只有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连资本主义都达不到的，就别说人家是左派，自己是中间了。都是劳动人民，分啥左右呢？

最近频频出现的治疗新冠的特效药，让世界各地的人们看到了疫情彻底结束的希望。而对于中国，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世界的疫情整体结束，中国迫于世界的总体风向，便会重新开放边境控制，并恢复常态。

首先，我们需要认清一个问题，新冠常态化跟“疫情”没有必然联系。这个看似矛盾实际统一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如何看待“疫情”这个东西的。换了是现代文明社会，应对疫情就是部分地、短暂地封闭社会，并尽快研究应对疫情治疗的药物。但在中国，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中国政府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要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对于“疫情”那是必须要清零的。所以中国必须间歇性地“短暂地封闭社会”以达到清零目标。关键在于现代文明社会的短暂封闭，既不是完全封闭，更不是为了清零，而是为了降低医疗压力。而“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目标在于“消除社会恐惧”，因为民众对新冠并没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因此产生恐惧，而为了完全消除恐惧让民众产生对政府的认同，政府就必须无条件地对清零负全部责任。只要有一个病例，都会诱发当地政府官员的全面高度监管。

此外，中共的政策是由于新冠肺炎引发的，却不是针对新冠肺炎设计的。“与民众利益绑定”已经成了中共的一剂海洛因，吸食得欲罢不能。疫情越严重，人民就越依赖政府，越觉得政府有能力办大事，而政府就必须尽更大的努力。然而就最近的疫情发展看，散发的疫情是无法完全消灭的，因为下一个地方的感染者，政府无法提前预知。中共试图用时空感染的概念，用所谓的大数据去跟踪，就是以上问题的表现之一。这剂海洛因不仅药瘾越来越强（民众对政府的期望上升），需要服用的剂量还越来越大（无限制地依赖大数据）。诚然，这里政府很明显是需要一个破局，正如吸毒的人需要戒毒。但我们反过来想一下，有哪个瘾君子会主动去戒毒呢？如果这是个普遍状况的话，毒品早就消失在社会文明之中了。

“全社会隔离”这种方法，是古代用来处理瘟疫传播的方法。如果能靠服用中药和隔离达到效果的社会，民众和政府对这个游戏都感到满意的话，特效药有存在的意义吗？别忘了，“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以中国人特殊的闭环式的思维，正在走向封闭的这个国度，是很难听进别人的话戒掉毒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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