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三十年间，加州在美国总统选举中一直是坚定的民主党支持者。奥巴马任期期间，民主党与硅谷科技新贵达成了同盟，以科技自由的姿态协助硅谷科技产业引进了大批技术人才，也推动了信息产业的国际扩张和产业链形成。但在近年间，民主党与硅谷的合作关系逐渐出现裂痕。房天语在端传媒的这篇文章，从六七十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开始追溯硅谷政治的起源，重点探讨了彼得·泰尔（Peter Thiel）等饱受保守主义思想影响的企业家和投资人对硅谷科技政治的深刻印象，是非常值得一读的好文章。

这个频道的本意不是推送英文学术论文，但这次这一篇我认为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很值得进入公共空间，因此推送给大家。

董一格刚刚在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的这篇论文” Red Housekeeping” in a Socialist Factory: Jiashu and Transforming Reproductive Labor in Urban China (1949–1962)以郑州的工厂单位为案例，追溯了共和国建国后「家属」这一身份的流变。

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和社会主义女性解放两个相互交织的语境内，在1957年以前，家属在郑州的工厂单位内承担了发展集体空间、建设单位内部金融互助网络等种种再生产任务。1957年之后，随着大跃进到来，共产党开始大规模动员再生产劳动力进入生产环节。公社体系虽然打破了公私领域的划分，却未能打碎生产劳动高于再生产劳动的价值体系。家属不仅只能收到极低的劳动报酬，还要用自己的劳动来承担国家布置但却极少提供资源的再生产任务，例如托儿所、食堂等等。大跃进之后，公社化运动的结束让家属重新回到了家庭再生产的私人领域，在公社化期间经历不同的家属对这个转换的过程则形成了非常不同的反应。

董一格对社会主义时代中国妇女工作的研究一直有一条非常明确的主线：不理解妇女工作，就不能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原始积累模式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政治逻辑。这篇文章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一方面，家属身份认同的变动以及内部张力映射的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期间劳动分配、动员机制和价值化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再生产劳动获得的认可低、再生产劳动力被视为随时可以动员的潜在生产劳动力、承担再生产劳动的妇女在动员中往往需要承担生产和再生产的双重压力，使社会主义早期阶段的妇女解放无法深入。对于今天的公共空间而言，我认为这篇文章以及董一格的一系列工作，能让我们看到性别平等的口号如果未能对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价值不平等形成挑战，其解放性就会受到明显的限制。

文章PDF附送给大家，祝大家2024年能够庆祝每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近期端传媒上有两篇非常值得对比阅读的文章，一篇是吉汉在魏昂德（Andrew Walder）的研究的基础上对文革时期的动荡成因进行的深刻分析。这篇文章聚焦基层造反派的斗争方式与共产党高层决定的互动关系，明确指出造反派运动走向派系斗争的“内爆”，共产党高层的军事介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我们重新理解文革时期的“动乱”有非常大的帮助。该文已可以直接阅读：https://labourwiki.org/theinitium/20231023-1.html 。另一篇则是今天发表的关于文革记忆在八十年代以降中国公共空间的使用形式的文章（长截图已附上）。在历史与历史叙事的比较之间，我们可以发现作为符号的文革与文革本身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巨大差异。换句话说，这个在中国公共空间里反复被作为比喻对象的历史事件，我们对其恐怕所知甚少。过于依赖于80年代以来公共空间对文革的叙述方式，反而可能既局限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也局限了我们对未来的判断。

自2021年以来，在亚特兰大进行的「反对警察城」（Stop Cop City）运动已经进行了两年有余。和之前获得全球普遍关注的「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不同， 「反对警察城」在美国本土和海外受到的关注远远不及，但这一运动的关切却有明显的全球性：它反对将亚特兰大南部的一片森林区改建为大型国际化警察训练基地的计划，而美国警察为世界各地的警察提供训练的历史由来已久。「反对警察城」运动结合了黑人运动和环境运动的立场与斗争经验，融合多种无政府主义斗争策略，突破了一般城市社运的常见框架和手段。今天推送夕岸两个月前在端传媒发表的这份总结：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717-international-cop-city ，长截图已附上。英文阅读无压力的朋友，也可以参照阅读CrimethInc.的这篇长文： https://crimethinc.com/2023/02/28/balance-sheet-two-years-against-cop-city-evaluating-strategies-refining-tactics ，文中对各种抗议手段优缺点的分析非常深刻。

不久之前，由Netflix电视剧《人选之人——造浪者》引发的新一轮#MeToo运动波及了民运圈。包括王丹在内的若干名民运圈内知名人士被指控曾有性骚扰或性侵行为。圈内相关人士的反应，进一步说明了一个过去几年前反复出现的现象：中国新一代政治行动者，与上一代民运人士之间的代际裂痕正在逐步扩大。端传媒今天这篇文章从多方面分析了这个问题。中国的民运一代成长于非常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在他们走上政治舞台的年代里，知识精英比起社会的其他阶层而言，获得文化资本以及影响力要容易得多。或许这种不平等在每个时代、每个地区都广为存在，但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体现得极为明显。他们的成长经历首先塑造了他们对政治行动策略的理解，让他们长期将沙龙式的知识传播作为核心的行动手段；其次塑造了他们对政治能动性的理解，让「孤胆英雄」式的行为模式成为他们视野里几乎仅有的发挥能动性的手段；最后也塑造了他们对异议、权力限制、特权和性别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态度，使他们几乎从未直面来自权力关系下层的监督和批评。

而中国的下一代行动者，也许政治观念和行为准则要更为多元。承接民运一代的观念和行事方式的行动者不能说没有，但更多的一批人成长在对阶级、性别、族裔等一系列问题敏感得多的环境里。今日投身政治行动的一代人，未必再从上一代人那里期待任何陈旧的「指导」，反而可能反叛民运一代的政治文化、观念、准则和价值。这在过去几年间已不罕见，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也会继续成为海外中国政治群体里难以忽略的矛盾。文章长截图已附上，原文链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704-opinion-china-politics-generation-iteration/

2020-2021年期间，工潮（gongchao.org）、Made in China Journal、positions politics、Critical China Scholars等组织联合举办过一系列名为“中国与左翼：批判分析与草根运动（China and the Left – Critical Analysis and Grassroots Activism）”的线上讲座。如今这些讲座的文本已集结在题为《底观中国： 批判分析与草根运动》的小册子里，主题囊括女权运动与照料劳动、科技业工人意识、新冠疫情、亚裔离散族群、新疆问题、台湾与香港的左翼和右翼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史等问题。PDF版点击此处可下载：https://www.gongchao.org/cn/diguan-zhongg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