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时，每个人都有其应得的面容。」这句话来自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而有不少研究也支持了奥威尔的观察，表明多年来面部外观的变化可能受到个人性格和行为的影响。

最近一项新研究发现，人们倾向于改变自己的外貌，以适应自己的姓名。研究者试图确定父母是否根据婴儿的外观选择姓名；或者个人的面容外貌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以与与他们姓名相关联的社会刻板印象保持一致。

这项研究（Zwebner et al 2024）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ANS）上，研究团队成员来自以色列赖赫曼大学 Arison 商学院的 Yonat Zwebner 博士、Moses Miller 博士以及 Jacob Goldenberg 教授，并与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 Noa Grobgeld 和 Ruth Mayo 教授合作。

给定的姓名是人类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社会标签。此前的研究表明，个人的面容可以反映其姓名。这项研究则探讨了这种「面容-姓名匹配效应」（face–name matching effect）的起源：姓名是否基于先天的面容特征给出，还是个人的面容外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与姓名相匹配。

研究人员的假设基于一个观念——姓名是一种承载社会意义和期望的刻板印象，最终会使人们对特定面孔的「正确姓名」形成共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内化了与其姓名相关的特征和期望，并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将其融入自己的身份和选择中。面部外观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这一过程的影响。直接的影响是，人们根据这些期望选择特定的特征，例如发型、眼镜、妆容；间接的影响是，通过影响面部外观的其他行为，例如面部表情。 面部-姓名匹配效应背后的假设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面部外观可能会发生变化，最终反映我们「应该」看起来的样子。

研究人员还提及了语言学中的一种现象——波巴/奇奇效应（bouba/kiki effect），即当被问及何为bouba、何为kiki时，有 90% 以上的受试者会认为较圆滑的形状是 bouba，而有尖角的形状是 kiki。父母在婴儿出生前想好了一个名字，但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宝宝出生时，却觉得这个名字不合适，于是不得不更改。这种经历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婴儿出生时的长相「天生」就与特定的名字相关联，从而导致父母为婴儿取一个与长相匹配的名字，但这一猜想至今尚未得到实证检验。

在研究中，9 至 10 岁的儿童和成人被要求将面孔与姓名匹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能正确地将成人的面孔与相应的姓名匹配，显著高于随机水平。然而，当涉及到儿童的面孔和姓名时，参与者无法做出准确的关联。

在研究的另一部分，研究人员对机器学习系统喂食了包含大量人类面部图像的数据库。计算机发现，同名成年人的面部特征彼此之间的相似性显著高于不同名成年人的面部特征。相反，同名儿童与不同名儿童之间的面部特征没有发现显著的相似性。

研究人员得出结论，一个人的面容与姓名之间的相似性来自于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面容外貌在长时间内会改变，以与与姓名相关的社会刻板印象相一致。这些刻板印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形成，例如著名人物、圣经含义。刻板印象相关的特征不一定天生，但可能通过自我实现预言发展而来。

有趣的是，发现表明，尽管孩童较早就能学会识别姓名所涵的刻板印象，但在其面部特征表现这些刻板印象方面，直到发展后期才开始出现。大多数关于面部特征推断的发展研究都集中在儿童作为社会感知者上，关于特质何时开始在儿童面部特征中表现出来知之甚少。这项研究则发现，人们首先学会作为感知者识别姓名的刻板印象，之后才可能自己表现出这些刻板印象。可能是在一个人的外貌表现出来之前，一个人的名字对其个性有影响。

至于熟悉了他人刻板印象与自己表达这些刻板印象之间的联系、开始变得看起来像姓名的年龄、可能影响表现这种效应程度的社会和个人因素、儿童面孔到成人面孔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如何使姓名与面孔匹配的准确性等问题还有待研究。

研究人员表示，其研究突显的效应存在更广泛意义，即社会期望的深远影响，证明了社会构建或结构确实存在，而这是迄今为止几乎无法通过实证研究测试验证的。社会结构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外貌。此外，这也可能意味着其他的比姓名更为重要的个人因素，例如性别、种族，或许对成长也造成不小的影响。

另外这项研究的参与者和刺激目标是来自讲希伯来语的以色列人，机器学习研究的刺激目标则来自美国数据库。不知道在其他国家和语言使用者中，会不会出现类似的现象，或有其他刻板印象组成的因素带来不同的影响和结果。

据近期《日经亚洲》（Nikkei Asia）报道 ，中国少数几家仍坚持发表尖锐报道的新闻媒体，正被迫退出国际新闻评奖，以免被当局指责“勾结外国势力”。

总部位于北京的 财新传媒（Caixin Media） 曾在 2014 年至 2018 年连续五年获得亚洲出版协会卓越新闻奖（SOPA），但近年“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该公司两名资深员工向《日经亚洲》表示：“我们不能提交，即使收到海外机构的邀请，我们就是不能参。”

SOPA 于 1982 年在香港成立，是一家非营利组织，旨在表彰亚太地区最佳新闻报道。其成员包括《彭博》（Bloomberg）、《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和几家台湾媒体。国营媒体《中国日报》（China Daily）也曾是其成员。

总部位于上海的《Sixth Tone》 是由中共上海市委主管的上海报业集团旗下的英文网络杂志，是《澎湃新闻》 的姊妹刊，于2016年推出，其今年没有提交任何作品。从2017年到2023年，《Sixth Tone》每年都入围或获奖。今年，《澎湃新闻》和《第六声》甚至退出了 SOPA 会员资格。去年年底，上海报业传媒集团进行了一次管理改革，于10月成立了上海报业集团国际传播中心（Shanghai Global News Network，SGCN），《Sixth Tone》已成为 SGCN 的一部分，不再受《澎湃新闻》监管。

去年，由中国国家支持的《The World of Chinese》 也曾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获奖媒体，但该刊今年亦未提交作品。

“在当前的政治气氛下，参加海外评奖肯定会有政治风险。我理解中国媒体的选择，因为生存更为重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著名新闻学教授表示，“然而，另一方面，参加 SOPA 的华文作品已经不多。如果有更多的华文媒体退出评选，可能会对 SOPA 本身的权威性产生一定影响。”SOPA 没有立即回应《日经新闻》的置评请求。

阿里巴巴旗下、总部位于香港的《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今年也退出了 SOPA，并减少了参赛作品。SOPA 上周五宣布，该报的一幅作品将入围优秀摄影作品决赛。《南华早报》没有回复《日经新闻》的询问。

在过去几年中，香港《明报》 等出版物退出了 SOPA 会员资格，但仍在继续提交参赛作品。

近年来，包括《财新》网和《Sixth Tone》在内的少数几家中国媒体，时对北京作出批评性报道，受到越来越多民族主义者的关注。《财新》的调查报道屡遭民族主义者攻击，称其“向西方递刀子”、“抹黑中国”。

2022 年末，中国当局突然取消了严厉的新冠清零措施，《Sixth Tone》制作了一个年度回顾项目 Year in Review 2022，用“婴儿荒”（baby bust）、“住房危机”（housing crisis）、“性别暴力”（gender violence）和“新冠病毒”（COVID）等流行语来代表这一年，描绘了一幅灰暗的中国图景。该项目引发了民族主义者的反弹，抨击该媒体“频频获得 SOPA 等西方认可的国际奖项”，“明显带有抹黑中国的西方滤镜”。抨击发生后，《Sixth Tone》的高级编辑被上海当局要求撰写自我反省，相关人士透露：“目前的情况是，上面不允许提交 SOPA 等国际奖项，下面的人也不敢提交。”

香港浸会大学助理教授闾丘露薇表示，中国媒体远离 SOPA，表明中国的新闻自由进一步收紧，甚至连过去相对宽松、旨在与国际同行接轨的中国英文媒体的空间也在缩小。“不过，对中国媒体来说，是否参加 SOPA 影响不大，因为这类奖项不会影响它们的读者群。”

(接 上篇)

Mandiant 指出缺乏技术证据将海讯与 Times Newswire 明确联系起来，公民实验室也表示无法确认 Times Newswire 背后的操作者是否就是操作「纸墙」的公司。不过，数字痕迹关联了这两个实体，其中一个痕迹指向了「纸墙」网站的源头——同一座腾讯大厦。

可能有人认为，「纸墙」的影响力或破坏力不大，但其实依然值得担忧。例如 Graphika 和 Meta 于 2019 年曝光的一项长达六年之久的俄罗斯信息行动「Secondary Infektion」，其以一个低调的社交媒体账户组成的庞大网络为基础，用 7 种语言和 300 个不同的平台传播低强度的宣传，包括选举干扰和对克里姆林宫持不同政见者的攻击），该行动在 2019 英国大选中将非法获得的有关英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政府文件张贴在 Reddit 上并宣传，影响 了英国潜在选民的意见。

此外，虽然在公民实验室这份报告公开时，「纸墙」网站流量不大，但该方法的新颖之处在于一次注册多个网站，并长期保持，在缺乏戒心和新闻辨识素养的读者用户眼中，假冒网站会变得越来越真实。如果说此前的 HaiEnergy 是利用的是现有的数字基础设施，那么「纸墙」则正在创建一个新的数字基础设施，为策略转变。

再者，在大量表面上无害的新闻或宣传内容中，对北京的批评者人身攻击，从而提高攻击的可信度并扩大攻击的范围，会给目标人物带来特别有害的后果，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他们在所在国失去合法性、失去职业机会、受到认同中国政府议程的群体的口头或人身骚扰和恐吓。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份报告提供了更多证据，证明私营公司在代表中国政府管理数字国际组织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私营公司 在创造和管理影响力行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并不新鲜，虚假信息雇佣行业正在 蓬勃发展 。与勒索软件攻击类似，此类行动的政治和经济方面混合了各种意图和目的，很难正确界定此类实体并做出适当反应。 例如，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于 2023 年 10 月发表的一篇 文章 总结了近期有关这一问题的公开研究结果，主张通过制裁或其他可用的法律和政策手段来瓦解虚假信息雇佣行业。

收入驱动，而非意识形态驱使的虚假信息雇佣公司，往往不会去辨别客户动机。例如《卫报》（The Guardian）去年对以色列承包商团队利用黑客攻击、破坏和社交媒体上的自动虚假信息操纵了全球 30 多场选举的 新闻调查 所显示的，这些公司的来源和客户群都是全球性的。

「纸墙」网络中大量看似无害的商业内容包裹着政治宣传内容，不应被视为无害。在大量无关紧要甚至不受欢迎的内容中，植入虚假信息和有针对性的攻击片段，是众所周知的影响力行动的惯用伎俩，一旦这些片段被主流媒体或政治人物采用并合法化，最终就会带来巨大后果。

揭露这类公司及其策略，有助于了解政府如何通过雇佣企业代理人作为借口，还可以将研究重点转向这些代理方，通过揭露其行动来增强威慑力。

（完）

延续 昨日 的假新闻、宣传的议题，近期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中国利用互联网进行信息操弄的调查披露。

中国政府正在加强其在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s，IO）领域的侵略性活动，包括线下实体和线上网络。

根据微软威胁情报（Microsoft Threat Intelligence）去年 9 月发布的 报告，中国的影响力行动正在改变策略，增加网络领域中的活动量。 去年 11 月，社交媒体平台 Facebook、Instagram 和 WhatsApp 的母公司 Meta 发布的 报告 中宣布，删除了五个从事「协调不真实行为」（Coordinated Inauthentic Behavior）并以外国受众为目标的网络，其中中国的 IO 活动明显增加。 对于相关问题，《外交家》（The Diplomat）也做出 延伸报道。

2023 年 10 月 25 日，意大利《罗马日报》（Il Foglio）发表了一篇 文章，揭露了一组由六个网站组成的小型网络集合，这些网站冒充意大利受众的新闻机构，但与意大利真实新闻不符。《罗马日报》的调查证实，这些网站没有注册为新闻机构，而意大利法律要求在其国内运营的任何新闻机构都必须注册。

这些被揭露的域名，使用了特定的命名规则——意大利城市名称的当地拼写（如 Roma 或 Milano），后面加上普通词汇（如 moda、money 或 journal）。这些域名托管的网站，在结构、布局和内容大同小异，为一般性的政治、犯罪和娱乐文章，夹杂相对较多与中国有关的新闻，甚至直接来自中国的新闻机构。

《罗马日报》声称，根据内容分析，以及六个域名解析到中国大型企业腾讯拥有的一个未指定 IP 地址，小型网络集合可能由中国政府运营；此外，可能存在与这六个域名链接的更广泛的网站，但没有公开披露更多信息。

2023 年 11 月 13 日，韩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CSC）也发布了一份 报告，揭露了 18 个冒充韩国当地新闻机构的韩语网站。报告称，这些网站是中国公关公司深圳市海卖云享传媒有限公司（Shenzhen Haimaiyunxiang Media Co. Ltd）所为，这些网站与《罗马日报》曝光的六个意大利语网站对比，从技术结构到操作手法都非常相似。

这些动作引起了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高级研究员 Alberto Fittarelli 的兴趣并开始调查，研究结果发布于近期（2月7日）公布的报告《纸墙：中国网站冒充地方新闻机构，以亲北京内容吸引全球受众》（PAPERWALL: Chinese Websites Posing as Local News Outlets Target Global Audiences with Pro-Beijing Content）中，揭露了在全球范围内，中国通过假冒当地新闻机构，大量的搜刮新闻内容，传播亲北京政权的言论，对持不同政见者攻击和编撰虚假信息的一系列行动。

「公民实验室」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国际研究中心（Munk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 &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Toronto）的一个跨学科实验室，专注于信息与通信技术、人权和全球安全交叉领域的研究、开发、高层战略政策和法律参与。该实验室采用混合方法进行研究，结合政治学、法学、计算机科学和地区研究的实践。研究包括调查针对公民社会的数字间谍活动、记录互联网过滤和其他影响在线言论自由的技术和实践、分析流行应用程序的隐私、安全和信息控制，以及研究与公司和国家机构之间在个人数据和其他监控活动方面的关系有关的透明度和问责机制。

他们的研究中不乏对中国的审查、隐私侵害、网络安全漏洞等问题的关注，例如去年曝光的 腾讯搜狗输入法 存在加密漏洞容易暴露输入内容，获得了不少关注。；而对于微信（WeChat）的安全和隐私问题，也有长期追踪研究。

此次公民实验室公布的报告中，将中国网站冒充其他国家当地新闻机构、并以毛细血管式的方式有针对性地输出叙事的行动称为「纸墙」（Paperwall）。

调查显示，目前至少有 123 个「纸墙」网站，包含多种语言，与四大洲至少 30 个国家的地点相连。所有网站的内容和图片略有不同，但运作方式相同，有时参与协调活动，向海外推送中国的虚假信息，诋毁持不同政见者。

所有的「纸墙」网站都冒充了当地报纸，使用类似于「Rome Journal」、「Eiffel Post」、「BritishFT」、「Cordova Press」和「Incheon Focus」等具有当地特色的名称。它们以目标语言发布日常内容，通常是不注明出处地从合法新闻机构，以及注明出处地从中国国家媒体（如 CGTN、《环球时报》）和和商业新闻稿（其中大部分与加密货币有关）中截取的内容。

除了亲北京的内容外，「纸墙」网站偶尔也会转贴直接攻击中国政权持不同政见者的内容，以及纯粹的虚假信息和阴谋论，通常都带有反美倾向。

不知情的读者从「纸墙」网站阅读到真实网站复制粘贴过来的真实新闻，没有报道来源，虚假信息则播撒在其中。这些虚假信息在部分目标国家的所有「纸墙」网站上都是英文的。例如关于美国政府在泰缅边境进行人体实验的阴谋论；以及对北京政权的外国批评者进行人身攻击——出生于中国的病毒学家闫丽梦因指控中国政府隐瞒 Covid-19 的人工起源而闻名，虽然国际科学界已经推翻了她的理论，但「纸墙」网站仍然假借舆论压力诋毁她，阻止她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职。

在传播范围方面，公民实验室在大多数欧盟国家发现了「纸墙」网站，此外还有土耳其（Cappadocia Post、Anadolu Ha）、巴西（Financeiro Post、Brazil Industry）、韩国（Seoul PR、Daegu Journal）、日本（Nikko News、Fujiyama Times）、俄罗斯（Find Moscow、Rostov Life）、墨西哥、阿根廷、美国、厄瓜多尔。

上文提及的韩国 NCSC 发现的公关公司深圳海卖，公民实验室团队也发现，海卖的数字基础设施与「纸墙」网站之间存在若干联系，包括相同的广告 ID。

此外，「纸墙」也与此前的中国 IO 有关联。123 个域名中有 98 个的反向链接直接指向 Times Newswire 网站，该网站表面上是一家中国新闻媒体，2023 年被谷歌旗下网络安全公司 Mandiant 标记。

Times Newswire 通过合法美国新闻网站的子域名网络传播内容，展开「HaiEnergy」宣传行动，其目标包括美国前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行动名称「HaiEnergy」源于该活动使用的上海海讯社科技有限公司的基础设施和公关公司宣传的「正能量套餐」服务，「正能量」一词是习近平时代的一个重要术语，指正面描绘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及其政策的信息。

（未完，见 下篇）

在这个频道许久没有频繁更新的这两年里，「社会-技术」的最大议题，从过往被讨论很多的社群、媒体的手段进步对信息沟通对生产生活方式的冲击，转移到人工智能伦理、机器取代人工等担忧。像我的工作中，也极大地增加了对 GPT 之类的数据处理工具的依赖。

而聚焦到公共议题，新的人工智能工具可以让宣传人员以低成本大量制作文本，增强隐蔽宣传活动能力。那么，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宣传，能有充足的说服力吗？

这个题目被许多学者近两年来集中讨论。有学者研究了人们是否会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的新闻文章可信，是否能识别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是否虚假，民选官员是否会回复人工智能生成的选民信件等，不过将人工智能生成的宣传与生态上有效的基准进行比较以考察其说服力的研究相对空白。

近期即有乔治城大学埃德蒙·A·沃尔什外事学院（Edmund A. Walsh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SFS）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The Center for Security and Emerging Technology）的研究员 Josh A. Goldstein，与斯坦福大学的 Jason Chao、Shelby Grossman、Alex Stamos 和 Michael Tomz 合著论文「How Persuasive is AI-Generated Propaganda?」，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开放获取期刊《PNAS Nexus》上。（Goldstein et al 2024）

Josh A. Goldstein 的长期研究包括调查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秘密影响力行动，研究外国干涉对民主社会的影响，以及探索新兴技术将如何影响未来的宣传活动，曾向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资深科技记者引介相关研究，曾在 Brookings、Lawfare 和 Foreign Policy 等刊物上发表文章。

此次发表的对 AI 生成的宣传品的影响力的研究，以美国受访者为实验对象，比较了来自真实世界的外国隐蔽宣传文章与由 OpenAI 开发的 大型语言模型 GPT-3 davinci 生成的文本的说服力。由于语言模型的性能通常会随着文本长度的增加而下降，因此研究人员将重点放在宣传文章长文本上，而不是简短的推文（tweet）等片段文本。

首先，研究选定了调查记者或研究人员挖掘出来的六篇文章，篇幅从 151 到 308 词不等，为伊朗或俄罗斯的隐蔽宣传活动材料。然后，使用 GPT-3 生成关于这六个主题的文章。对于每个主题，向 GPT-3 提供原始宣传文章中能阐明文章主要观点的一两句话，以及其他三篇与主题无关的宣传文章。这三篇范文为 GPT-3 生成文本的风格和结构提供参考，原文摘录为主题提供参考。研究人员要求 GPT-3 就每个主题生成三篇文章，而非一篇，以避免对任何一个输出结果的过度索引。在找到原始宣传文章并使用 GPT-3 生成人工智能版本后，研究比较了两方的说服力。为了衡量说服力，首先用直接、通俗的英语总结原始宣传文章的主要观点。

此后，2021 年 12 月通过调查公司 Lucid 对美国成年人进行了调查，获得样本8221人。每位受访者被询问对六个宣传主题中随机抽取的四个主题的同意或不同意程度，受访者未阅读过有关主题文章，作为对照数据。随后向每位受访者展示有关其余两个主题文章，并测量对其论述的同意程度。

研究结果显示，在没有人类策划的情况下，人工智能生成的宣传文章几乎与原文一样具有说服力。而不同形式的人机合作，如编辑输入 GPT-3 的指令（prompt）或策划（curating）输出，甚至更有说服力。结果表明，宣传人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以有限的工作创造出足以令人相信的宣传内容。

研究人员也表示，这项研究只检测了大型语言模型的相对说服力潜能的下限，因为大型语言模型正在迅速改进，已有多家公司发布了更大型的模型，如 OpenAI 的 GPT-4，新模型的在相关任务中的表现优于 研究中所采用的 GPT-3 davinci；此外，这项实验仅估算了阅读单篇文章的效果，但宣传活动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让公民阅读大量文章，即使不熟练掌握目标语言，也可以快速、廉价地生成大批文章，传达单一叙事，风格和措辞表现多样，更像真人观点或真正新闻来源，增加宣传数量同时更难被发现。

在未来研究方向上，研究人员希望探讨受访者从一个话题的多个来源获得信息时，人工智能生成的宣传对他们的说服力有多大；以及探究防止语言模型被滥用于宣传活动的策略，减轻人工智能生成的宣传活动对民主进程的影响；另外则是行为干预，探讨给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贴标签，对内容参与度和人们是否相信内容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影响。

两天前，2023年8月5日，在英国伦敦东区的红砖巷（Brick Lane）主街E15YF，约有9名中国留学生在夜晚来到这里，将一面涂鸦墙完全涂白，将事先准备的有打印字体的镂空纸板贴在墙上，用红漆喷涂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语，即「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其后，小红书用户「yique一鹊」自称是事件主要策划人，原作品由他及其朋友共同创作。

红砖巷位于东伦敦，是许多孟加拉移民的大本营，也是伦敦的潮流集散地之一。该地区以街头涂鸦、艺术精品店、古董和集市而闻名。这条街属于陶尔哈姆莱茨区（London Borough of Tower Hamlets）。根据该区规定，未经事先明确许可，市政当局不同意在其财产（包括人行道）上进行任何绘画、书写或其他标记。擅自涂鸦者可能会因轻度违法，而被处以80镑的定额罚款。不过根据该区区议会2019年同意的一项区分「涂鸦」和「街头艺术」的新政策，执法人员在去除难看的涂鸦的同时，也将致力于保护优秀的壁画创作。

自称是事件主要策划人的「yique一鹊」在他的 个人网站 上表示自己真名为王汉铮，自称「捣蛋鬼/社会批判人格，古典马克思主义梦想者，新自由主义践行者，性开放人群」，是一名艺术家及策展人，毕业于皇家艺术学院，曾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摄影专业，研究主要基于古典马克思主义及法兰克福学派。他在小红书和Instagram 发帖 表示，其作品名称为《东伦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者道之动》，解释：「……这件作品并没有太多政治意味只是作为外衣，而在讨论不同环境本身。如果没有辩证法的思维能力，是无法体会作品的意义的。自由是一个多么需要思想才能领会的词……多了解自由你就该多了解自由作为一种意识是如何可以殖民人的，在伦敦身上，在自由身上我们看到了罗格斯中心主义，和利用自由的方式，利用去殖民的方式行使着真正的文化输出文化商业化，借自由民主之名彰显着西方的文化中心，这是伦敦的自由。实际上这样的自由便是西方对东方主义的建构，其内里隐藏着极大的文化阶段的权利不平等和剥削。用社会主义的构建方式来反殖民西方的虚假自由，让我们看看这会碰撞出什么。很遗憾遮住了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可能这就是自由的代价，那让我来做放大这种代价的坏人吧。」

「yique一鹊」亦对对BBC 表示，他认为这24个字是全球共同的目标，而非只是中国，他想通过「对环境本身做一个辩证的引发」，「对我来说现在这件事完全被上升到了反应个人或群体的价值上了，和我想表达并无任何关系。」他还表示，自己遭到了骚扰和起底，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解题发挥和施展恶意，这并非我的本意」。

这两日，这一事件在社交媒体引发诸多讨论和争议。对于这一行为的支持者中有一部分是出于国家/民族主义者的角度，称赞「文化输出」的成功；或认为不论行动者本意如何，但激起了对中国意识形态的讨论和反思。反对者则主要聚焦在中国留学生「霸权式」的所谓艺术行为，如同过往许多地方举行对遭受中国极权暴力的悲剧事件的纪念活动时可见的中国留学生的破坏事件一般；另一方面，则讽刺这些留学生无法在中国国内举行此般行为艺术的「完全不自由」，却希望以此批判其他民主自由国家的「不完全自由」。

为什么近年来许多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群体，会自发且自豪地地成为宣传机器的零部件？一些研究机构认为，中国政府一直在利用各种手段对海外中国学生和学者施加影响和控制，如资助孔子学院、监控社交媒体、动员爱国社团等，希望塑造海外中国学生的观点和行为，防止他们接触其他观点和价值观。

海外留学生常常面临的疏离感、不安全感，可能会通过表达对祖国的忠诚和依恋来重申自己的身份和归属。而经历文化冲突和适应困难时，在国外的中国学生群体往往比在国内具有更高的民族认同感和爱国情绪，将这种模糊的民族认同感，作为自尊和抗压能力的来源的认知失调，即反应型民族主义。因而，对于此案例中的艺术院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空洞的政治口号，借由涂鸦这种代表个人自我概念与社会期望和判断之间的对话的象征性行为的工具，得到了看似荒谬脱序，却又完全在情理之中的行动。

有意思的是，「yique一鹊」在其Instagram的帖子中提及的，他对「伦敦」、「自由」所观察到的现象，归结为「罗格斯中心主义」。然而恰好，这一诘屈聱牙的哲学术语，且不论其是否本身的问题，却正是解读他们的行为最好的切入点。

罗格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是德国哲学家Ludwig Klages在 20 世纪初创造的一个术语，指的是口语（或罗格斯，logos）优先于书面语的倾向，将言语视为更真实或更主要的表达形式，罗格斯或理性原则在认识论上具有优越性，而且逻各斯所代表的对象是原初的、不可还原的。这些中国留学生的涂鸦行为即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和语言暴力——将自己的价值观和语言强加于属于不同文化和社区的公共空间，侵犯当地人民的多样性和自主性，并假定自己的语言和符号能够充分捕捉和传达其意识形态的精髓，而不考虑形成和影响其含义的历史、社会和政治背景，有意或无意地忽视语言并不是一种透明的交流媒介，而是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

另一方面，接受艺术学术训练的这群留学生，自以为涂鸦是一种具创意性的媒介，将人类交流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简化为单一的模式和标准，排斥和边缘化了那些不认同或不理解相同语言或价值观的人，罗格斯中心主义的批判正是认为书写是一种不太真实的交流形式。而这位「yique一鹊」表示：「很遗憾遮住了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可能这就是自由的代价，那让我来做放大这种代价的坏人吧」，亦是象征性地抹去了原先的表达，抹去本地文化或价值观，这种批判与罗格斯中心主义对书面或无言的边缘化的关注一致。

今年的六四?️，从「坂本龙一」谈起。这并不是因为这位日本音乐艺术家和中国上世纪这起民主运动折戟惨剧有什么关联，实际上坂本龙一几乎没有对中国的政治问题发表过公开言论。

想从他论起，是看到了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近期讨论话题中，在贫瘠的文化市场里，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得了不小的关注（看了片单，一个在骄傲月举办的电影节，几乎没有性少数，或讨论性别议题的选片，暂且不表）。其中《末代皇帝》获得不少影迷的关注，开票随即售罄。除了获奥斯卡金奖，坂本龙一的参演以及为其配乐，也成为这部电影受到追捧的重要原因。另外这场电影节还有《坂本龙一：终曲》这一直接相关的影片。两部电影在中国都放映多年，且持续受到关注，这与畸形文化管制下的市场与公共话语空间中所诞生出来饭圈文化关联深远，追捧“教授”的怪诞景象，在全球范围内的坂本龙一的爱好者社群中显得十分独特。而对于中国的“教授”粉丝来说，对于坂本龙一的政治言论的讨论似乎销声匿迹。

坂本漫长的音乐生涯中，与中国有交集之处并不少。在他以合成器流行音乐三人组Yellow Magic Orchestra成名之前，他在1978年的首张专辑《千のナイフ》（Thousand Knives）中用声控器演绎毛泽东的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并引用了《东方红》的旋律 ，Thousand Knives也是取自郭沫若诗「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作为演员，他在80年代末来在中国拍摄了《末代皇帝》。1996年他在北京演出。不过这并不是他关注中国社会，而是作为左翼青年，参加全共斗，在日本社会变革的活动中，对自称「共产主义」的中国的虚幻浪漫想象的简单挪用。

坂本龙一在日本、欧美时，显然是一个「政治艺术家」，高调频繁地讨论反对核能、战争等议题。坂本在高中时即参加社会运动，大学时参与激进左翼运动。1997年，他反对JASRAC（日本音乐著作权协会） 和文化厅，要求改变日本音乐著作权的处理。9•11事件后，他监督出版《非戦》论文集。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他也一直积极参与环境问题。2012年和次年组织了「NO NUKES 」音乐活动，反对核能。坂本也强烈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赞同有选择的夫妇别姓制度。 COVID-19的早期，他认为社会需要根本性的改变，呼吁质疑全球经济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将人类带到的方向。「目前的示威活动很困难，但我认为让一百万人冲进（日本）国会是个好主意。」他在逝世之前，还在关切东京的房地产开发和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树木破坏表示关切，批判所谓的都市发展只对一些既得利益者和富人有利。坂本龙一的Spotify的个人页面中，有一个葬礼播放列表（funeral playlist），这份充满了古典乐的播放列表中的许多作品，其中就包括了Leoš Janáček的Sonata 1.X.1905。Janáček的这首作品是为了纪念一位名叫František Pavlík 的工人，这位工人在1905年10月1日支持布尔诺捷克大学的示威活动中被刺刀刺死。

坂本龙一曾表示：「我是一个音乐家，但我会多管闲事。我也知道互联网上有人说音乐家应该只做音乐。我只是在我觉得有必要的时候，才选择说一些话，但我不认为我说了这些话就很了不起。我认为仅仅做音乐是不够的。民主主义，就是让普通人把话说出来的，不是吗？我认为一个社会有必要让每个人都能发声，不管他们的职业是什么。」「作为一个公民，我不能保持沉默。」坂本龙一还感叹道：「现在的年轻人似乎不愿意关注沉重的话题，这真的很可悲。」

不过，当来到中国问题时，似乎坂本的选择可以被理解为噤声。这也是他清楚明白，在中国政治环境下，讨论他的理想价值和政治追求，无异于商业自杀。在此，我并不是想苛责他对于中国的诸多问题的「漠视」，毕竟他并没有做任何参与宣传的事，也没有表达对不公正系统的支持。我想以坂本龙一为线索，纪念今年的六四，是他的行动取态的借鉴意义。

坂本并没有明确表达过他对于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独裁政治的看法，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具体的社会议题上，并强调艺术和音乐在这些议题上的影响力，通过许多作品和活动反映其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责任感，以音乐、公开言论和社会行动，以某种方式回应或影响社会政治议题。这些行动，表明着他对独裁政治应持批评的态度，尽管他可能并未明确地陈述他的立场。因为表达，就是反对极权最直接的行动。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香港，甚至超过中国当局被认为其暴力所能触及的空间，言论都遭受着持续限缩。但传统镇压方法正不断受到挑战，新兴科技确实能成为镇压利器，但同时也是双刃剑。这提醒着我们：可以活动的空间依然存在，可以做的有意义的事情还有很多。至少首先，铭记这个日子，是最简单直接的，也是在善于利用恐惧治理的极权社会中十分不容易的一件事。

智能手机的社会学，翻译自 Adam Greenfield 的 Radical Technologies: The Design of Everyday Life。另外可参见《世界科学》版 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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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的社会学

智能手机已经改变了日常生活的质地，消解了许多长期存在的空间和仪式，也将其他事物改变得面目全非。

在新年一月开始于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系担任数字社会学讲师的 Yan Wang，她的研究主要关注国家合法性、公众舆论和公共产品的再分配问题，以及行为者能动性如何塑造威权政府和公众社会权利的实现，在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公众舆论如何以及为何发生变化。

近期，Yan 与曼彻斯特城市大学政治传播学的高级讲师 Ting Luo 合作的论文「Politicizing for the idol: China’s idol fandom nationalism in pandemic」（偶像政治化: 中国的偶像粉丝民族主义在大流行中的表现）在期刊《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上发表。这篇研究结合了有关粉丝民族主义的文献，关注中国的偶像粉丝在网上宣传偶像时的民族主义表达，并解读其背后的成因。

近年来，中国的偶像粉丝被认为在网络民族主义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作为民族主义粉丝，在应对外部政治冲击时，将国家视作偶像来保护。这一群体在网络民族主义活动中承认、参与、甚至重塑国家形象和民族自豪感的技能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偶像粉丝在日常粉丝活动，即偶像宣传中，参与和重塑了民族主义话语。

2020年的大流行病，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便于更好地理解偶像粉丝和国家在其一般粉丝活动中的互动。通过计算基础理论框架分析，从微博上收集的600多万条粉丝帖子和对活跃的偶像粉丝，进行了11次深度访谈。研究结果显示，在参与大流行病相关的讨论时，偶像粉丝积极借用官方的民族主义话语，并在其偶像宣传活动中对关键的政治和社会事件做出战略性的回应。他们所建立的偶像形象不仅是积极的，而且是民族主义的。偶像粉丝们不仅发挥了日韩 K-pop/idol 文化中常见的商业逻辑，也发挥了中国国家所宣传的政治逻辑。

中国的偶像粉丝活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国家和以民族主义为特征的主流文化的高度参与。在新兴的软性宣传形式中，国家媒体机构积极利用数字民粹主义和网络流行文化，吸引动员爱国网民在网络空间中重塑官方文化、民族自豪感和团结。社交媒体为民族主义和粉丝活动的动员提供了场所，二者结合起来就产生了网络粉丝民族主义。粉丝从国家宣传中获得了民族主义的概念，民族主义运动受到了国家的关注和支持；粉丝们组织起来，合作制作传递民族主义信息的迷因和表情包。

Yang 和 Ting 的研究主要回答两个问题，即在与大流行病相关的讨论中，偶像粉丝是如何使用民族主义的表达方式来宣传偶像的？以及偶像粉丝的民族主义表达的显著之处是如何随时间变化，并对暂时政治和社会事件作出反应的？

研究的监督式学习将粉丝的帖子分为三类：正能量——包含促进积极的氛围和呼吁团结和慈善行为; 民族自豪感——包含直接提及国家、民族、人民、民族认同或中国文化时谈论流行病和偶像；遵守防疫规矩——包含直接提及流行病期间的社会规则，要求人们遵守防疫措施，同时在帖子中特别提到偶像的名字。阅读和监督机器学习结果显示了偶像粉丝如何利用民族主义表达方式建立民族主义偶像。偶像是正能量的榜样，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即使在困难时期也能创造出积极的氛围。偶像粉丝通过公开表达民族自豪感和遵守国家制定的规则来忠于国家、人民和政党国家。偶像粉丝熟练地重塑和包装偶像，并将偶像与国家的民族主义话语联系起来。通过刻意把偶像的工作说成是促进快乐心态，将慈善工作和遵守防疫规矩定义为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在困难时期表达文化/民族的优越感。偶像粉丝表现出自发的民族主义特征，向国家、人民和国家宣扬自己的力量，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

而研究也发现，偶像粉丝团体展示了一套公民参与所必需的复杂技能，包括但不限于组织技能、理解官方文化和言外之意的能力，以及战略性地使用官方话语的沟通技巧。他们培养了一套有用的参与理论和各自策略，以在公共和社会生活中继续粉丝活动。尽管偶像粉丝和粉丝圈有政治界限，但这些团体对威权来说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国家对于偶像粉丝的打压，与威权下的公民参与有待进一步观察。

生物政治二元论（如何不去理解中国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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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政治二元论（如何不去理解中国的抗议）

2022年11月26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一栋高层公寓发生致命火灾事件的影响下，中国各地的抗议者走上街头和大学校园，要求结束中国的限制性「清零政策」（Davidson and Yu 2022）。不出所料，西方的自由主义右派、反口罩主义者和反疫苗主义者不失时机地庆祝示威活动，将其作为自己反对任何形式的生物政治国家干预的大流行性抗议的平反。例如，极端保守的美国转折点组织的领导人Charlie Kirk在推特上说：「中国突然看起来很像加拿大」，暗示中国的抗议和加拿大的「自由车队」之间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