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投稿文章试图对佳士斗争的失败做出一定的总结，其提出的一些论点和问题也颇有意义。因此本频道删繁就简，加以发布。但这并不意味着，本频道赞同文章的所有观点。尤其在所谓集中和民主这一点上，本文作者讲得也未免粗糙。文中所称的“集中”和“民主”到底是指什么，作者没有说清楚；“集中”和“民主”的具体关系如何，也没有讲明白，而且所谓第一、第二原则让人有抽象对立的感觉。如果集中指的是行动时充分集中，民主指的是讨论时充分民主，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对立点又在哪里呢？所谓行动时充分集中，是指形成的决策得到广泛而充分的理解和领会，即以政治意志的充分集中为前提，也就是说从上到下都要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要达到什么效果，这样做又有怎样的风险。而不是“毛主席的指示，领会要执行，不领会也要执行”。得不到领会的指示，是不可能得到有效执行的。对于任何一个健康的组织来讲，决策的执行必然需要一线人员结合具体情况加以具体调整，甚至面对此前未曾估计的突发状况而随机应变。否则，只是一味地机械领会，必然使决策在实践当中偏离初衷，必然使组织在面对突发状况时无所适从，从而使预先决策的行动无法落实。这样一来，也就不可能达到行动时充分集中的效果了。从这种角度来讲，可以说佳士斗争的组织形态与其说贯彻了集中性，不如说是不够集中的。而其所以不够集中，恰恰在于其不够民主，致使上下级之间在认识上严重脱节。没有充分的民主，就没有充分的集中，这句话绝非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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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士抗争的正确路线和错误策略

佳士抗争失败已经快三年了。正如历史上的一切革命尝试一样，不同社会集团用不同的态度对待它，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共当局闭口不提，期待用沉默让人们忘记这件事，并尽一切力量将效法者扼杀于未萌；某些所谓“中立”学者则鄙夷地说，它指导思想是“意识形态”，组织方式是“高压”，抗争方式“非法”、“太激进”，无非是希望未来必将爆发的群众运动能在自由派的“理论”下，无中心地“组织起来”，进行合法改良，从而为专制制度维持统治尽绵薄之力；马克思主义者回顾和纪念它，则是为了汲取经验教训，教育自己和群众，让社会主义革命少走弯路。 …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1－2月）……

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以后，必须实行完全的民主，因此，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也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分离权。无论在目前、在革命时期或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政党如果不用自己的全部行动来证明自己一定要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并且在自由联盟——没有分离自由，自由联盟便是骗人的鬼话——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关系，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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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决权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只是一种独立权，即在政治上同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具体说来，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完全的自由来鼓动分离、鼓动实行分离的民族通过全民投票来解决分离问题。因此，这种要求并不等于分离、分散、成立小国家的要求，它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彻底表现。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同分离的完全自由愈接近，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愈少愈弱，因为无论从经济发展或群众利益来看，大国家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些好处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增多，承认自决并不等于承认联邦制这个原则。可以坚决反对这个原则而拥护民主集中制，但是，与其存在民族不平等，不如建立联邦制，作为实行完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唯一道路。主张集中制的马克思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的，他甚至宁愿爱尔兰和英国结成联邦，而不愿爱尔兰受英国人的暴力支配。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个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正因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一方面应当向群众说明伦纳和奥•鲍威尔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这个主张的反动性；另一方面应当要求解放被压迫民族，不是说一些泛泛的、暧昧的言词，不是唱一些内容空洞的高调，不是把这个问题“搁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再解决，而是明确地规定政纲，并且在政纲中特别估计到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的虚伪和胆怯。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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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能只用笼统的、千篇一律的、为一切和平主义的资产者所重复的空谈去反对兼并和赞成一般民族平等。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感到特别“不愉快的”问题，即以民族压迫为基础的国家的疆界问题，无产阶级不能默不作声。无产阶级不能不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该国疆界以内。这也就是说，要为自决权而斗争。无产阶级应当要求受“它的”民族压迫的殖民地和民族有政治分离的自由。不这样，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就仍然是一句空话，要想在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之间达到相互信任或阶级团结是不可能的；那些改良派和考茨基派的民族自决的拥护者的假面具就仍然不能被揭穿，他们是闭口不谈被“他们本”民族压迫并被强制地留在“他们本”国内的民族的。

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必须特别坚持和实现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的完全的无条件的（包括组织上的）团结。否则在资产阶级各种诡计、背叛和欺骗下，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和它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因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经常把民族解放的口号变成欺骗工人的手段：在对内政策上，它利用这些口号去同统治民族的资产阶级实行反动的妥协（如在奥地利和俄国的波兰人同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压迫犹太人和乌克兰人）；在对外政策上，它竭力同相互竞争的帝国主义强国之一相勾结，来实现自己的掠夺目的（如巴尔干小国的政策等等）。

争取民族自由、反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斗争，在某种情况下可能被另一“大”国利用来达到它的同样的帝国主义的目的，这种情况也很少能使社会民主党拒绝承认民族自决权，正象资产阶级屡次利用共和主义口号来达到政治欺骗和金融掠夺的目的（如罗曼语各国），并不能使社会民主党人拒绝自己的共和主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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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也许还要经过五年、十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今后提到日程上来的是要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使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无法留在工人政党内，使他们不能取得1914—1916年那样的胜利。社会党人应当向群众说明：如果英国社会党人不要求各殖民地和爱尔兰有分离的自由；德国社会党人不要求殖民地、亚尔萨斯人、丹麦人和波兰人有分离的自由，不把直接革命宣传和革命群众行动也推广到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方面去，不利用萨比林这样的事件来在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中间进行最广泛的秘密宣传，来举行游行示威和组织革命群众发动；俄国社会党人不要求芬兰、波兰、乌克兰等有分离的自由，如此等等，——这样的社会党人的行动，就是沙文主义者的行动，就是沾满了血污的帝国主义君主派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走狗的行动。

#樱评 永远都有那样一种论调，专注于渲染眼前的紧急事态，要求我们“不要在意细节”，“不要追问为什么”，要“集中力量”、“团结一致”对付眼前的“危机”。然而魔鬼就藏在细节之中，眼前永远都会有源源不断的新的紧急情况。如果不能追问深层的问题在哪里，一味迎合主流，那么不但会丧失自己的政治独立性，也永远失去了改变事态、拯救运动的机会。无论是佳士斗争，还是香港的反送中抗争，运动的领导人物无一不是拒绝批评、抗拒反省，最终走向全然败坏、不可挽救的境地。佳士斗争的失败连带打击了东南沿海各省十几年苦心建立的公益和劳工网络，香港抗争的暂时失利则破坏了大陆工人阶级仅存的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相连接的管道。为什么我们要重复一次次失去机遇，只能在事后反省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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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无大台"与香港极右翼的崛起

Promise Li 转载自流伞，原文地址：「無大台」與香港極右翼的崛起 美国大选期间，香港再次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而这次更牵涉到极右翼的虚假消息事件。《苹果日报》涉嫌捏造并大肆宣传了亨特·拜登（Hunter Biden）受中国共产党操控的不实指控。这说法在东亚媒体中广为流传，令香港及其他国家公众对拜登阵营反感。尽管排外的右翼分子仍然不成组织，但其话语的影响力在香港却日趋增长。支持民主运动的媒体及网上平台，由连登到《立场新闻》，其留言均显示他们已由初时对右翼的容忍发展到将这些思想视为准则。香港人和散居海…

吉林通化物资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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