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传媒的作者“吉汉”刚刚发表了一篇长篇书评，深入讨论了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系王颖曜老师在今年五月出版的新书《官僚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官僚如何制定政策并重塑国家》（Markets with Bureaucratic Characteristics: How Economic Bureaucrats Make Policies and Remake the Chinese State）。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40715-opinion-book-review-china-markets-with-bureaucratic-characteristics

王颖曜的这本专著，从官僚群体的职业发展轨迹和观念形成过程出发，梳理、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经济政策范式的起落，为我们重新理解改开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同时，本书似乎过分夸大了经济政策制定的“技术化”程度，从而给人“只见技术、不见政治，只见官僚体系、不见统治机器”之感。本书的贡献与不足，都为我们进一步反思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的政治经济变迁提供了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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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特色的市場經濟」 ——從經濟官僚視角重新審視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端傳媒 Initium Media

改革開放歷史中那些相對隱秘、不為人知的片段，如何在潛移默化中為中國經濟在今天暴露出的問題埋下導火索？

Asian Labour Review今天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2023年“后疫情时代”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的一些新特点。制造业方面，珠三角地区出现了一波由工厂关闭、搬迁引发的罢工潮，工人们对抗老板跑路、索要离职赔偿，在困境中展现了行动的韧性。而以2023年4月广东汕尾美团骑手罢工为代表的平台工人抗争，则让人们同时看到平台行业集体行动所蕴含的潜能和面临的挑战。文章不长但信息量较大，推荐给大家一读：https://labourreview.org/strike-wave-china/

Asian Labour Review

The Return of Strikes in China

Since China's market reform in the 1980s, the "world factory" has witnessed waves of strikes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especially in the 2000s and early 2010s. However, factory strikes overall...

频道将近四个月没有推送，跟大家说声抱歉。过去的一段时间，我忙于博士论文的收尾工作，终于在上个月正式提交了博士论文的最终版，取得了博士学位。九年的读博历程，撑下来并不容易，但还要继续走下去。

今年下半年，UC Berkeley社会学系龙彦老师令人期待的学术专著Authoritarian Absorption: The Transnational Remaking of Infectious Disease Politic in China 将正式出版。该书聚焦1990年代以来跨国卫生组织在中国推动的一系列以HIV/艾滋病防治为核心的公共卫生干预，考察这些跨国干预如何塑造了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并悄然改变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前段时间，龙彦老师接受了伯克利“社会科学矩阵”（social science matrix）平台的采访 （https://matrix.berkeley.edu/research-article/yan-long/ ），详细介绍了这本新书的主要内容：跨国组织为何在中国推动关于HIV/艾滋病防治的公共卫生干预，中国政府为何接受这些干预，以及这些干预有何效果。龙彦尤其强调，这些跨国干预虽然有效助推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发展，但也带来了意料之外的两重“副作用”。

一方面，这些跨国干预强化了中国政府通过间接、弹性手段来镇压、管治社会运动的能力，增加了威权政体的韧性；另一方面，这些干预也造成了中国民间艾滋权益运动内部的分化：城市男同性恋群体的组织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和话语权，而农村血污染受害者群体则越来越被边缘化。追根溯源，这两重“副作用”都源自于跨国干预的方式：这些来自西方的公共卫生干预越来越“项目化”，强调可被量化的成果。而中国政府最擅长玩数字游戏，因此能从跨国组织那里获得越来越多的项目和资源。另一方面，相较于农村血污染受害者群体而言，城市男同性恋群体的组织更善于将项目投入转化为量化成果，因此越来越成为政府合作的对象和“项目游戏”的赢家。

这一系列研究发现，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悖论抽丝剥茧地展开，用完整的逻辑链条串起了多重复杂性，也让人对这本即将问世的新书更加期待——可以想见，书中的经验材料一定非常生动丰富。这种新书分享类的访谈并不好做，而本篇访谈的提问者显然事先下了不少工夫，提问很有水平。在此将这篇高质量的访谈分享给大家，并请大家下半年留意本书的出版。

Social Science Matrix

Authoritarian Absorption: An Interview with Yan Long - Social Science Matrix

This episode of the Matrix Podcast features an interview with Yan Long, Assistant Professor of Sociology at UC Berkeley, whos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politics of public health in China. Matrix Communications Scholar Jennie Barker spoke with Long about her…

2024年的首次推送，向大家推荐董一格老师新近在期刊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上发表的研究论文，题为“Red Housekeeping” in a Socialist Factory: Jiashu and Transforming Reproductive Labor in Urban China (1949–1962)。这篇文章讲述了建国初期的城市女性家属们，是如何参与到多种多样的劳动中来，以及国家动员家属的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张力。读罢文章，我们能看到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内含的积累逻辑是如何与女性个体的能动性交织互动的，也能理解家属的劳动为何是中国社会主义积累体制的关键一环。

近两年前，我曾与一格和一些朋友一起在一个学术工作坊上共同阅读和讨论了这篇论文早先的一个版本。那次阅读与讨论过程给我的收获，令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格老师一直坚守的学术立场，就是从生产劳动与社会再生产劳动之间的模糊边界和复杂张力出发，去透视政治经济的种种变迁。这一分析路径的意义，不仅在于强调再生产劳动的价值和揭示被遮蔽的女性生命体验，而且在于反复提醒我们：如果不将再生产场域纳入分析视野，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中国政治经济的整体历史走向。我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博士论文研究，也深刻受益于一格的这一洞见。

我个人认为这篇论文最精彩的部分，是对于“大跃进”时期城市人民公社运动的分析。在这一运动中，国家试图通过再生产劳动的普遍社会化（如兴办食堂、幼儿园等集体设施），将城市家属的劳动力“解放”出来，从而动员其服务于更快速的社会主义资本积累。然而，由于国家本身几乎不向这些集体福利设施投入资源、全靠城市居民“自力更生”，导致这些设施变得收费高、服务差、工作人员薪资低。文章特别指出，与工业生产不同，再生产劳动（尤其是照护劳动）很难产生“规模效应”，以“大规模集中”的方式运营幼儿园、托儿所这样的集体设施，看似提高了劳动效率，但严重恶化了照护效果。最终，城市人民公社中的集体福利设施在其工作人员和使用者那里都招致了大规模反感和抵制。这是“大跃进”时期激进实践最终崩溃的若干导火索之一。

最后，也向大家分享作者今天说的一句让我感慨良多的话：“忽然觉得这样一篇feminist piece dedicated to xiaohong，在这样一个日子，也充满了命运的讽刺和唏嘘。”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作场所的阶级斗争常常表现为工人们通过集体行动对抗老板、争取和捍卫自身的权益。那么在此基础上，工人们是否能更进一步，踢开老板，通过民主自治的方式管理自己的工作场所、经营自己的企业？对于关心工人阶级命运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学者Katherine Sobering在2022年出版的《人民的酒店》一书，就生动地展示了这种可能性。 

在2001年阿根廷经济危机后，不少企业破产。但这其中许多企业的工人，并不是坐视企业倒闭、老板跑路，而是联合起来接管和重开了自己的企业，通过工人集体自治的方式将企业继续经营下去。鲍恩酒店的工人成立巴乌恩合作社、接管并继续经营酒店的故事，就是阿根廷这波工人自治浪潮中的一个范例。《人民的酒店》一书基于丰富扎实的田野材料，细致描绘了鲍恩酒店工人接管企业的过程，和合作社日常运作的状态与机制。

这本书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展示了工作场所自治所带来的一系列积极成果，还在于它坦诚地揭示了工人们在尝试民主自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遇到的一系列严峻挑战、工人们试图去应对（或者未能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以及这些挑战如何对民主自治实践形成制约。读罢此书，我们可以感受到要构建一种持续的、健康的民主生活是多么的不容易。书中的故事也启发和激励我们去思考：如何在工作场所层面的民主自治基础上，去设想和探索一种宏观经济层面全体社会成员的民主自治？

在即将过去的2023年，一些志愿者朋友克服了许多困难，自发协作将《人民的酒店》一书翻译成了中文，并邀请我为中文版写了一个推荐序。在今天这样一个日益艰难且令人沮丧的环境下，这样的“为爱发电”劳动可谓弥足珍贵，是为数不多能让我们感受到温暖和希望、支撑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我在此将这本书的中文版PDF作为一份新年礼物分享给本频道的读者朋友们，祝愿大家在很可能会更加压抑的2024年，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坚定感，在自己认定的道路上走下去。新年快乐。

前段时间震惊全美、在中文世界也引发不少关注的美国三巨头汽车企业工人大罢工，在11月底正式画上句号：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1201-whatsnew-international-workers-union-uaw （跃过付费墙阅读：https://labourwiki.org/theinitium/20231202-1.html ）

不少人最初关注到这场罢工，可能是因为罢工所展现的浩大声势、以及总统拜登造访罢工纠察线的新闻。但这场罢工背后还有更丰富的内容，堪称当代美国劳工运动的教科书：工会内部基层民主改革运动的多年积累、罢工后期的行动策略选择、关于集体谈判协议的民主讨论和争议、以及这场罢工开启的工人组织活动新前景，都值得细细观察和思考。特别是，在罢工之前的动员阶段和罢工期间，工会内的改革派基层工人团体和改革派工会领导人之间展现出既相互促进又存在张力的关系。这种关系今后如何发展变化，对美国劳工运动意义重大。

在这场罢工刚刚开启的时候，“工人自习室”网站也发布了一篇七八年前完成的访谈。在这篇非常珍贵且动人的访谈中，曾担任南海本田工人代表的小娟极为生动细致地回顾了2010年堪称历史性的南海本田工人大罢工的历程：https://workerstudyroom.wordpress.com/2023/09/24/2010-年·南海本田罢工/ 在2010年前后，中国汽车行业的工人也扮演了劳工运动“引领者”和“排头兵”的角色，带领沿海制造业的工人抗争进入波澜壮阔的高潮，虽然现在回想起来感觉遥远得像上辈子的事一样。但不管怎样，不同地域、不同年代的汽车工人之间似乎隐约传承着一种生生不息的行动精神，在历史时空中同频共振、不断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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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汽車工人大罷工勝利，但亦有重要訴求未能實現｜Whatsnew｜端傳媒 Initium Media

投票期間工人們仍然爭論不斷。新合同在工人中的投票通過率也並不算高。

端传媒的作者“吉汉”（就是2019年那篇讲述工人在八九民运中作用的文章、以及2020年那篇讨论重庆模式的文章的作者）在消失了三年多之后，新近发表一篇长文，评述了学者魏昂德（Andrew Walder）2019年以来接连出版的三部文革研究专著：https://theinitium.com/zh-Hans/article/20231023-opinion-cultrual-revolution-research-andrew-walder-reflections

本文对魏昂德这一系列文革研究所提供的历史叙事、分析视角、研究发现梳理得比较系统，并进一步在理解文革的范式层面给出了几点拓展性的思考，也包括对魏昂德研究范式的批评。文章最后认为，文革初期的群众造反运动确有可能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运动，但这一可能性在1967年初被中共统治者自上而下地以“革命”的名义阻断了。这个具有争议性的结论，也为进一步的深入思考打开了许多空间。推荐对文革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们细读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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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一般的动荡”：关于文革的最新研究，如何挑战了主流叙事的理解？ | 端传媒 Initium Media

文革进程的复杂性，超出我们对于政治事件与社会运动的一般理解范式，在某种意义上对人的认知能力形成挑战。

在“打工谈”播客录制了一期节目，回顾去年11-12月加州大学系统学术工人大罢工的历程和其中的曲折环节：https://spotify.link/6Fjta4lERDb 感谢“打工谈”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来分享我自己作为工人在工作场所参与和组织抗争的经历，并尝试对工人组织工作和集体行动的实践做一些个人化的反思。

高等教育行业的工人行动有其特殊性，但其中折射出的一些问题可能是各个行业、各个语境下的工人组织工作都要面对的。特别是，“有效的沟通、持续的动员、民主的参与”，这对工人组织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但又是特别难做到的。

同样彰显这个困境的一个例子，是去年在美国纽约Staten Island的亚马逊仓储中心组建的独立工会Amazon Labor Union（ALU）。ALU在成立之后一直未能获得资方的承认，工会内部对于后续行动策略产生分歧。以Chris Smalls为代表的工会领导层被一些基层工人认为作风不民主、独断专行（https://labornotes.org/2023/07/reform-caucus-rises-sues-elections-amazon-labor-union ）。不过说到底，这并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彰显了当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工人组织内部民主的实现制造了多么大的结构性障碍。而如何突破这些障碍，则要靠有志者们在未来共同探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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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44 | 我在美国组织罢工——看见集体行动的力量与困境

Listen to this episode from 打工谈 on Spotify. #本期介绍 “在参与组织罢工这个经历里，我所学到的东西，对于工人组织工作和工人集体行动的理解，比我之前在社会学学术研究中学到的劳工方面的东西，要多得多，深刻得多。”   2022年11月，美国加州大学超过4.8万名学生工人在伯克利、洛杉矶和圣巴巴拉等十个校区与校方进行了集体谈判，堪称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高校劳工集体行动，也为日后其他高校的集体行动潮拉开了序幕。 从集体谈判到停工，从教室、实验室到纠察线，学生工人们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