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巨人与三轮车夫

题记：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人无私地牺牲。
为了争取到一个消极自由，必须有一种积极抗争的意志。
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
甘地是偶然，哈维尔是偶然，二千年前那个生于马槽的农家孩子更是偶然。
人的提升就是靠这些偶然诞生的个人完成的。

1

今天重温到博士上述的文字时，心底五味杂陈。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圣徒已经离去，魂飞魄散尸骨无存。

因为他，我们这个不可描述的时代，对良知的守卫上才没有全面崩塌。他对苦难的见证，他在黑暗中的坚守，他几乎以肉身饲虎的殉道，将中华民族的苦难提高到了人类共同记忆的高度，我们所有的人因他获得了为人的基本尊严。

可问题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向自己，向他人，向这几天留言问我博士是谁的读者，向我们的下一代解释，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做了什么？

我更无法解释，整个所谓的西方文明世界，救不了一个东方和平使者，中国全部的良知者勇者智者，也救护不了一个先驱者，整个体制内所谓开明者，释放不了一丝丝的善意。绝望的中国，黑暗的故园，未世的惩罚，何时终了？

我更无法想象，他的事就是在零八年奥运年的盛世里，赤裸裸的发生。他的对手不是德克勒克，所以他不是曼德拉，他竟比曼德拉更艰难；

他的对手不是英殖政府，所以他不是甘地，他竟比甘地更不幸；

他的对手甚至不是希特勒，所以他不是奥西茨基，他竟比奥西茨基更困苦……

十三日晚，收到噩耗的午夜，我抱着异常烦躁的娃，枯坐电脑前，始终无法接受，只能闷闷的抽了三支烟。

故国三千里，楚囚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2

那一晚艰难的入睡前，我想起了一个看过很久的纪录片，讲的是30年前那一个混乱的黑夜里的一个三轮车夫。

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位人力车夫：他流着眼泪，蹬着车，拉着一个受了重伤的学生冲向医院——远离刚刚用子弹击倒那名学生的士兵。

在那个可怕的夜晚，最英勇的人就是那些人力车夫。
他们蹬的三轮车原本是在北京各处运货用的。每当枪声一停，这些车夫就会蹬车冲向军队的方向，运回殒命或者受伤的学生。

士兵们不为所动，甚至会朝试图搬运学生的救护车开枪。但车夫们却把生死置之度外。

我频繁的听到这些言论，中国还没有做好迎接民主的准备，中国人受教育程度不够，素质还不高。说这些话的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

然而，我清楚地记得那名纪录片里的车夫：他身材魁梧，穿着 T恤，也许就是媒体眼中需要管制的“盲流”。

然而，他是何等地英勇！当他冲过去搬起一具躯体的时候，我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生怕他会中弹而亡。

他把年轻小伙放在车斗里，他的脸颊上流淌着眼泪。

当然，他可能说不出“民主”的定义，可他为民主冒了实实在在的生命危险。

30年过去了。长安街沿途建筑物上的弹孔早已被修补，历史也同样遭到粉饰。

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是事实。

人们收入大幅飙升，住房条件获得了改善，最新的数据（不管有没有水分）显示，中国的妊娠和分娩死亡率比美国还低。

但我想现在那位人力车夫可能依然在为生活奔波，手中依然没有可以代表自己的选票，他的孩子很可能上了大学。

是的，中国的进步无可争议。然而，人的尊严不仅仅需要填饱肚子，还需要享有权利，不是吗？

鲁迅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如果我能足够乐观的解读这句话，那我希望，不久的将来，会有一座纪念碑里面会有一尊属于这位人力车夫的雕像，纪念这位我们民族道义上的巨人。

博士，这位三轮车夫也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小小的偶然吧？

3

人类历史鲜有偶然，但绝无任何新鲜事。

7 月 13 日在团团眼里，也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一大早，它发布微博说：
“今天，北京申奥成功 16 周年！……时光飞驰，当年的你在哪里？还记得那时的心跳吗？”通常的情形下，这样的微博尽管浅薄平庸，但是总是能召唤出大批的小粉红，收获群情激昂，热泪盈屏，而且几乎是一边倒的高呼“祖国万岁”。

但是那天，团团有点傻眼，评论中出现了杂音：
“那时候还没有‘闭关锁国’，真是幸福”，
“大清自有国情在”，
“反正重大事件可断网，手机和我有什么关系”

那时，博士正在弥留之际，生命在世间仅剩下十几个小时。当然，那些杂音和博士无关。

杂音是因为“血洗 AB 站”事件，大量影视作品从网络上消失。那些忙时爱国、闲时看看日韩美剧的小粉红，本来以为“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是大人先生们最满意的姿态，可为什么老大哥仍然不满意，要径直剥夺自己的这点小小的“私藏”呢？

小粉红永远不会明白，他们的教育也不允许他们明白：看日韩美剧的自由，与博士的受难之间有什么关系。

但是，他们不得不承受同样的结果：老大哥不会放弃控制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而我们被控制的生活将永远承受这样的悖论：写评论要绑定手机号，手机号要实名。

而对面的人，收集你信息要做什么，除了通稿上的说明，你一概不知。你仔细想想，好像对于他们，除了通稿上讲的事情，你一概不知。

毫无预兆的，某某局某一天忽然出了一个“建议”，“方案”，某些条款什么意思，又是怎么得出的，你不知道，也无处可问。

毫无预兆的，某一天，某个网页无法打开。某个资源下架了。某个网盘关闭了。某个公众号你看不了。

毫无预兆的，某一天，你再一刷屏幕，电视剧不见了。没有说明，没人回答你的疑惑。你不知道找谁抗议。你不知道是不是网站明天会声称这只是技术问题，又或许永远不会恢复。

你不知道接下来要去哪里去看你要看的节目。你不知道还有什么节目可以看。你不知道下一个毫无预兆地来临的是什么，在什么时候。

你感到愤怒，甚至有些害怕。但你不知道怎么写下你的感情。学校里没有教过你这些。他们违反了你哪一条权利，你说不上。

但你还是很生气。你想说些什么。但写评论要手机号，手机号要实名。

4

2008 年，是一个盛世的开始，也是一个时代的落幕。
那一年不只是北京奥运，也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四川大地震，近九万人死亡或失踪，其中包括因为校舍“豆腐渣工程”而葬身瓦砾的数千名小学生。

那年开始，沮丧绝望继续加剧。
那年以后，高压之下，只有零星的不成系统的杂音，倒是被压傻压死压奴压媚者比比皆是。

那年开始，他们开始撕下伪装，再也不吝展示自己的冷血和残酷。

博士，你已归去，没有敌人的时代也终于划上句号。以后，不会再有宽恕与和解，环绕四面的，都将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纪念刘和平君

中华人民盛世七月十三日，就是刘和平君因肝癌不治逝世的那一天，我独自一人在微信上徘徊，遇见读者，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平先生写了一点什么没有？”

我说“没有”。他就正告我，“你还是写一点罢，莫非就是真的要钻进象牙塔里咬文嚼字了吗；刘和平君生前就很希望，后生晚辈能继续以杂文为投枪匕首与恶势力战斗的。”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写的文章，大约是因为往往尖酸刻薄阴阳怪气指桑骂槐之故吧，腾讯一向是比较刁难因而常遭封杀的。

然而就在这样的艰难处境中，能够给于我们精神之力的人，也就是先生了。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逝者已矣，生者如斯，但在苟活者的我，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

倘使我真能够相信有人将刘和平君当做“所有异议者的整合剂”之类的幻梦，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成千上万游荡在赛博格空间的呐喊声，幽灵般迥异与残酷现实世界，使我分裂。使我艰难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

而此后坏球时报关于“西方牺牲品”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
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苟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先哲的灵前。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害怕冲突的中庸观，廉价的理想，虚幻的乐观，软弱的服从，对假借民意污蔑先贤，更敢于抡起板斧向他们的头上砍去。

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一片瓦釜雷鸣的虚假繁荣。在这片瓦釜雷鸣的虚假繁荣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

似人非人的世界里，整个社会的语言方式改变了，尼采、卢梭、孤独、抗争，这些词汇过时了，青年人要听乔布斯、核心竞争力、天使投资、PC机、商务舱。

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阿Q的子孙们早已很“不高兴”地撅起了他们的屁股了吧？我 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刘和平君是我的偶像。偶像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他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

我是在照片上的认识刘和平君的，他留着短短的寸头，神态平静而疲倦，脸上流露着抽烟过度的痕迹。这是过去几年中，西方媒体经常使用的标准照。

你很难想象，他曾经身体极好，走在二十年前的校园里，别人说他像是健壮的火车司机或搬道岔的铁路工人。经过十余年的牢狱折磨，如今只剩“形销骨立”。

在一个楼房越来越高、马路越来越宽、空气越来越污浊、声音越来越嘈杂、情绪越来越狂躁的国家，他是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人”。
我们亦如此。除了某些统计报表小数点后的一个小数字。

很少有人知道，就在二十年前，刘和平君已经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道统，因为它吞噬了一代又一代自由的灵魂，他希望人们通过美学来获救。

而现在，中国不断强大，中国人不再生活在信息的黑洞里，不再会被大都会博物馆所震惊，但在这表现出的开放与自由之下，是一种或许更惊人的禁锢。

高压带来的恐惧、消费带来的诱惑与逃避、信息泛滥造就的无知、道德缺席之后的麻木，纠缠在一起。人们被它们俘虏，却仍自以为主宰了命运。

与二十年前相比，刘和平君的敌人似乎更多了，令他愤怒的愚蠢以各种新形态出现。

他要我们戳破的幻象，要警惕民粹的泛滥，要人们警惕爱国主义的危险，更重要的是，他还要反抗知识分子与整个社会越来越强烈的犬儒主义的新现实——人们什么都不再相信，连反抗本身都变成了一种笑料。

他从来就不是个“虚无主义者”，在否定与反抗之后，他要寻求新的意义。他一直在寻求新的意义。

他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偶像，是为了唤醒中国民众而战斗 到最后一口气的中国的真正文化与思想先驱。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 也不信竟会阴险下作到这地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个小报竟然还在暗算一个已死之人？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

沉默呵，
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所谓改开的伟绩，所谓盛世的奇迹，所谓大国的崛起，不幸全被这几个小动作给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御用和左愤们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相比当年秦始皇文化大毁灭来说，关个把人，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左愤作“流言”的种子。

即使是像刘和平君这样的人，荣光也只能存在于被围剿的微博和朋友圈之中，他们的存在代表这个国家还有这么一丁点儿人，守住那些在当下中国的话语体系中认真朗读会显得可笑的价值，比如自由，或者正义。

我们轻快地越过他们，用转发和点赞来尽自己的道德义务，而他们，却实打实要面对如此没有退路的人生。

我曾记得当年刘和平君得奖后的一个笑话，据说当年有南京的一个组织，策划了一个反对挪威的游行，提出禁食从这个北欧小国进口的三文鱼，一位激动的群众当场焚烧了一本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

接下来几年发生的事，让我感觉到了这个笑话的残酷。 现在的中国已经与昂山素季在缅甸、曼德拉在南非、施明德在台湾迥然不同——堕落的政权高效地催生了一个堕落的社会，已经 使得异议更为孤立。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果断，一是帮闲们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草民们遭遇文化阉割之后竟 能如是之情绪稳定。

一位古拉格的幸存者说：集中营并不可怕，如果人只是在里面受苦，死去；集中营的可怕之处在于，人要在里面生活。

刘和平君的集中营，何尝不是我们的集中营，我们的集中营不过更大而已。

与传统的集中营不同，今日中国的这个集中营里面还充满了各种狂欢式的诱惑，它麻痹你的堕落。

前文化官僚王蒙曾预言刘和平君只是昙花一现，他如今在电视上大谈道家的轻逸，说中国文学正处于它历史的最好时刻。比起刘和平君的不合时宜，他永远那么与时代合拍，那么正常。

不管这些执掌中国文化之牛耳的官僚怎么说，刘和平君对我个人而言，他不会昙花一现，他仍活在舞台中央，即使这个舞台被暂时地遮蔽与遗忘，他总令我想起肖伯纳的名言：

正常人适应世界，疯子却经常让世界适应他自己。推动历史变革的几乎都是疯子。

呜呼，除此之外，我说不出别的话，但以此记念刘和平君！

一周专题——香港：不愿做难民的人们

经过这个夏天，香港变得再也不一样了。

7 月 1 日晚上的立法会内，有年轻的父亲告诉记者，他站出来抗争，因为自己的父亲是中国难民，为躲避文化大革命来到香港，换得日后的一家平安；香港是逃生的地方，活命的地方，他要为自己的儿女守护下去。

过去的香港人，尤其是享受到 80 年代好时光的那一代，赚到钱，上到位，即使其中许多人只是资质平平 —— 譬如林郑班子之类的权贵，谭咏麟、锺镇涛之流的艺人，数之不尽的各行各业老油条，却因为时代高涨的运势，攀升到和他们才德不相衬的人生高峰。

但即使是那样的风光好景，他们还是口口声声「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从来没有将香港视为家园，人人但求外国护照护身，因为潜意识里的难民身份，永远也改不了。

中产移民，只是名义好听罢了，为什么美国的中产不大量移民去加拿大？法国的中产没有数以十万计移民去英国？

只有华人的中产，虽然薪水和纽约伦敦看齐，无时不提醒自己总有一天要远走高飞，还把移民视为成功人生的指标之一？

对华人而言，移民其实是委婉版的难民。因为华人并不是五月花号上的难民，到新大陆之后能建立自由的国家，做自己的主人，从此再也不必流亡。

全世界各地华侨人数高达 5,000 万，差不多是一个欧洲大国的整体人口，却都飘零在外，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一世都不认同西方文化，甚至自贬是二等公民，也不愿回到亲爱的祖国？

如此明显的逻辑谬误，背后的答案呼之欲出，却没有人愿意承认。

但是香港，这片弹丸之地，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里，不断吸收来自中国的所谓移民。多少人盼望，终于在香港找到安身立命之地，不必再东奔西走，穿越大江大海。

像香港这样的安全港，多一个，便能多造福几百万人。任何一个这样的好地方，对于全世界来说，都应该致力保护。

但凡世间所有好物，都是人力心血的倾注和漫长的累积：秩序、财富、诚信和公民精神，尤其是香港现有的普通法制度，更需要几代人丝毫不可松懈的紧密传承 —— 这一切，在习惯逃难的地方，是不可能建立的。

中国是有难民传统的国家，代代都有黄巢张献忠之类的杀人魔王，这片国土上的人长期为恐怖阴影笼罩，时时要准备仓皇逃命。

除了求三餐一宿，还能有多少资源去建学校培养人才，做博物馆保护文化，开公司创立品牌？遑论长远的改善制度？

难怪这国土虽然号称几千年文化，但在文明制度的领域永远那么贫瘠，没有一样能拿得出手的好东西。

那一代香港精英，虽然身光颈靓，一口流利英语，但灵魂里永远打着难民的烙印。所以他们丝毫不在乎这个城市的死活，努力赚钱，远走高飞 —— 这套难民逻辑亘古不变，所以他们对香港根本没有责任感，更不要说去奋力保护。

自己坐享了安全和自由，就不再理会是什么造就了香港的繁荣，还倒过来过桥抽板，出卖香港，置下一代于不顾。

但香港的新一代拒绝这样，他们不愿再做难民了。

虽然是因为绝望而奋起，但他们心里有一片“应许之地”。

愿上天庇佑，有朝一日，那位年轻的父亲，可以坦然而自豪面对儿女，内心再也没有愧疚和悔恨。

一周专题——香港：不愿做难民的人们

民主这个词是欧洲发明的，美国人并不看重民主。以至于美国独立宣言，通篇没有民主这个词，通篇强调的一个词是rights，即个人的权利（生命、自由、财产）。美国人恐惧欧式民主带来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所以联邦州获得更大的权利，并建立了选举人制度，美国国父认为：脱离个人自由谈民主就是耍流氓。

武汉连续几日爆发大规模环保抗议游行，三十年后，坦克又一次开上了街头。如果军警代表的是正义，难道武汉民众代表的是邪恶？

一周专题《中美贸易战》：全球化时代落幕，天下迈向三分？

中美贸易战打破国际常规，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否逆转？

经济学家 Michael O’Sullivan 在最新著作 The Levelling: What’s Next After Globalization 断言，其实全球化早已寿终正寝，普世价值正在没落，我们正缓速迈向美国、欧洲、中国瓜分的多极世界（multipolar world）。
各方在政治、社会及文化价值上分庭抗礼，国际机构将会进一步丧失协调能力。

前投资银行家、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 Michael O’Sullivan 在著作中指出，事到如今，很多国际专家还在力挽狂澜，试图挽救全球化的成果，譬如 2018 年 7 月 26 日有 35 位外交专家刊登联署声明：我们为何要捍卫国际机构与秩序？
但作者主张，我们熟识的全球化已成过去。

全球濒临第三次世界大战？
O’Sullivan 接受《经济学人》访问时解释，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国际的回应主要是削减资本成本，没有解决危机的症结问题，令经济在沉重债务下举步维艰。

他由此诊断出全球化的两大死因：首先，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增长日益依赖金融手段，债台高筑，央行经常要以购买资产为经济注资；

其次，是全球化带来的副作用日益显著，如财富分配不平等、跨国企业霸权、全球供应链分散，这些都成为灼热的政治问题。

全球化之后，迎接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世界？
最恶劣的结局，是重演第一波全球化失败，所引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很多评论家乐此不疲推测战争来临，渲染世界末日气氛，譬如夸夸其谈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可能引发全面中美海战，但作者断言开战机会是微乎其微。

作者反而相信，世界将会在动荡中缓慢过渡，迎向全面的多极世界。可能是美国、欧洲、中国三分天下，印度亦可能跻身为主导力量，但要视乎其发展动向。
多极世界将不存在全球普世的价值，各主导力量会在自由、战争、科技、社会及经济政策上各自表述。

俄罗斯、英国、澳洲和日本等中型国家，将要在新格局中寻找自身定位。俄罗斯想要成为主导势力，却缺乏必要的资本。

先进小国可能组成新同盟，譬如北欧小国组成的汉萨同盟 2.0（Hanseatic League 2.0）。至于全球化所孕育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IMF）和世贸组织（WTO），将会在国际间丧失仅余的协调能力。

在全球新格局下，人口、资本与思想理论将较难流通全球，反而局限于地域性的流动，譬如说中国资本愈来愈难走出亚洲地区。

这同样标志着全球民主浪潮退却，各地区会各自诠释民主与国家的观念，难成主导世界走向的普世共识。

作者又预示，各国的社会构成主要分为平等派（Levellers）和利维坦（Leviathan）两大阵营，前者是重视人权的民主社会，后者是国家调控的不自由社会。

两个名词源于 17 世纪英国的政治辩论，平等派率先提出宪政民主的理念，强调人权及选举权；
利维坦之名来自政治哲学家霍布斯的著作，以比喻强势的国家。

全球化过渡多极世界的过程中，中国的个案特别值得研究。
作者坦言，中国从全球化中受益匪浅，利用世贸组织成员国地位，在全球供应链上扮演关键角色。但中国自身却背离全球化世界，反而利用贸易发展成地区强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相比 2011 年，2018 年柬埔寨、越南、老挝和马来西亚增加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与美国的贸易额相应减少。孟加拉和巴基斯坦与中国亦加强贸易与投资关系，形成日益紧密的亚洲网络。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又没有公平的环境，可让西方企业与中资公平竞争，资金与思想的交流受严格规管。中国内部的人口流动频繁，但外国人却很难自由进出中国。

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已经成为瓦解全球化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