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今年年底就是 One Among Us 理事会换届了，但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参选下一年的理事。

虽然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组织的许多基本的东西，包括它的「使命」、架构、许多组的具体工作，都是我参与过的，但我并不希望它和我本人绑定。

而且，一方面我明年要参加博士资格考试会很忙，另一方面我本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遭受了特别多来自身边人的不理解甚至是非常恶毒的攻击，有点心力交瘁。我不知道作为一个社群服务者我是不是已经完全耗竭。我之前常说 One Among Us 是一个给已经第一次耗竭的那些社群工作者们互相疗愈和焕发另一些生命力的地方，但是面对第二次耗竭，我还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做。

我正在撰写一份类似「培训材料」的东西，就是把我经手过的那些细枝末节的杂务里面的经验全都写出来。我想这份文档如果写出来了，那么我本人的存在与否，或许也未必对于这个组织来说很重要。

这两年做了一些事情，在多伦多抓到了一些朋友。做了纪念，做了社群服务，做了资源分享，做了讲座和各种活动。那些拉着各个组的组长开会的日子，那些跑去银行网点跟工作人员软磨硬泡的日子，那些对着各种文档说明书冒傻泡泡的日子，究竟是白费了吗？

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仍然是如此残酷。有人说在我之前，多伦多相对比较不那么富有的讲中文的跨性别好像没什么存在感。但是在我之后难道就有了吗？更何况，能够在这里无论是进修、工作，甚至是黑下来的人，生存状况都比在国内的平均状况要好太多了……

我不知道我之后还应该继续做什么，但无论如何，我一定会继续怀着想要让大家都幸福的心情，我一定不会让自己那么容易被击垮。请相信我。

雪莱的那句「所谓敌人，即是我们对其一无所知之人」换一种说法，也可以作为这个互联网时代的注脚：真正的弱小与边缘永远隐没于黑暗，在我们与她们之间，掌握话语权者一手握住我们脖子上的缰绳，一手为弱者戴上笼头。

软件工程中的「人月神话」——你们有人曾经误解了这个词的意思，并且觉得它特别浪漫吗？

今天仍然有如同太平洋战争时期日裔美国人集中营的事情发生。明明开源社区可以算是最进步、异见者最多的地方之一了，还要被如此审查，粗暴地假定为国家政府的帮凶。没有什么话好讲。

明天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中国异见者身上。

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代表的斯大林-日丹诺夫-郭沫若体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具体表现为坚定地相信（被主观划分的）“物质世界”是“实在”的，而（被主观划分的）“意识世界”是“虚幻”的、“可改造”的。

例如，性少数被认为不符合“自然的”“物质的”状况，应当改造“意识”，去适应前者。科普非人动物的同性恋和间性别现象等“实在”的性 / 别，可以较有效地改善对性少数的认知。

而事实上，斯-日-郭体系所谓“客观的”“实在”，在马克思处是被悬置的。马克思意义上的“实在”，是基于“实践”的动态的概念，而非斯-日-郭这种前康德体系下的、独立于人认知的事物。尽管康德的“物自体不可知”未必坚实，但斯-日-郭体系仍是对马克思的倒退。

还是打麻将好。就算天大的误会，我给你放两个铳，你赢开心了，都能解决。

我决心三年之内不在社群工作里面公开场合谈伦理两个字。再谈我就吃 100 根香蕉（不是一天之内）。

我觉得我们这里需要的 secure culture 的一部分就是永远不要拿开别人盒给别人发赵弹投稿到清蒸之类开玩笑，不然人家心情不好的时候想起来这些玩笑，那就不是闹着玩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