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泉，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共和党显示出这种不稳定的迹象。在他家附近的一个乡村俱乐部喝着阿诺德·帕尔默茶时，共和党州参议员 Larry Liston（拉里·利斯顿）告诉我「我相信两党制，当它们充满活力时。」但 Liston 是一位社会保守派，他说他经常遇到因强硬派掌权而离开该党的共和党人 —— 这些强硬派的观点是「如果我们只是更右倾，更教条主义，更怨恨，更仇恨，...我们就会赢得这些选举。」

「你在开玩笑吗？」他说。

Liston 与当地党主席发生过争执，她的丈夫在一次党会议上涉嫌与 Liston 发生冲突后被控骚扰轻罪但被判无罪。（当我联系要求采访时，该党主席没有回应，而她的丈夫现在正在竞选，与他竞争连任。）

但不仅仅是党内存在纷争；这种情况在 Trump 总统任期后在全国各地的地方共和党中都有发生。更重要的是，随着党组织变得更加封闭，其机构本身在小范围内正在分裂。

Liston 和志同道合的共和党人在一个独立实体 Peak Republicans（峰会共和党人）中寻求庇护，这个名字来自科泉的标志性山峰 Pikes Peak。他说他们需要这个组织「是因为我们的党机构失灵」，他形容该党「被疯子控制」。

Liston 说:「有这些疯子在，Ronald Reagan（罗纳德·里根）都不会被他们认为是共和党人。」

民主党在 El Paso 县虽然没有类似的螺旋式下降，但他们的人数也少得多。不过他们也有其他问题 —— 尽管最近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地方上赢得的选举不多，而且在全州范围内未能推进一些关键的政策重点。去年秋天，科罗拉多人以近 20 个百分点的差距否决了民主党人支持的复杂税收改革，该改革除其他条款外，还将增加州对学校的支出。

对民主党人来说，科泉的政治策略师和 Mobolade 的顾问 Anthony Carlson（安东尼·卡尔森）说，像这样的问题曾经似乎是「相当容易的板上钉钉」，特别是在该州的民主党州长 Jared Polis（贾里德·波利斯）出来竞选支持的情况下。

但 Carlson 本人是一个无党派选民，尽管过去主要与民主党人合作，他说人们在州或地方层面拒绝或批准的事项「几乎就像是一个领先指标，在他们在选票上投票给谁之前。」即使大多数无党派选民倾向于一个或另一个政党，他说，他们并不总是像真正的党派人士那样「牢固」，尽管有 Williams 的例子。至少，他们可能更难预测。在 El Paso 县在 2020 年总统选举中向左转之后，他说，「我敢打赌你会看到 2024 年会向右转，这将是大量那些无党派选民。」

我们坐在科泉 Goat Patch Brewing Company 的露台上。在我们对面是两个下班后出来喝酒的同事，都是 30 岁出头。

「这很难」，其中一位名叫 Hannah Nauth（汉娜·诺斯）的语言治疗师告诉我，她在成为无党派选民之前是民主党人。「因为除非你投票给其中一个，否则你的投票没有意义。」

她的同事 Makaela Lee（玛凯拉·李）说她「更倾向于民主党的观点。」但当谈到政治时，她说，「我甚至不想谈论它。」

两党制之所以能持续这么长时间，有结构性原因，如管理投票准入的规则，也有行为性原因，如选民不愿浪费选票。如果规则保持不变，「我们将永远只有两个」，曾担任南达科他州参议员 John Thune（约翰·图恩）和前蒙大拿州参议员 Conrad Burns（康拉德·伯恩斯）的助手、现为科罗拉多大学科泉分校政治学助理教授的 Sara Hagedorn（萨拉·哈格多恩）说。

但没有理由认为今天存在的两党一定会继续存在 —— 或以目前的形式继续存在。与这里的人交谈时，似乎如果两大政党真的会消亡，他们可能会把它们埋葬在科泉。

我问 Hagedorn，她现在也是无党派选民，如果人们继续在她所在的县抛弃政党，她认为两党会发生什么。

「我认为它们将不得不崩溃并重建」，她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可能是缓慢的。可能不会像地震那样。可能是缓慢的，像侵蚀一样。」

在科罗拉多，已经有人在努力加速政党的衰落。Wadhams 正在与一个团体合作，该团体得到了丹佛透析巨头 DaVita 公司前首席执行官 Kent Thiry（肯特·瑟里）的支持，致力于在科罗拉多推行排序选择投票的投票提案，在这种制度中，两党的候选人出现在同一张选票上，如果选民最喜欢的候选人落选，他们的第二选择可能有助于决定结果。这是一个在阿拉斯加和缅因州以及全国数十个城镇使用的系统 —— 包括科罗拉多的几个城镇 —— 部分是为了提升较少党派色彩的候选人。

此外，今年早些时候，前总统候选人 Andrew Yang（杨安泽）的 Forward Party（前进党）在科罗拉多获得了小党地位的请愿要求。

然后还有像 Mobolade 这样的政治家。

如果科泉年龄较大、更温和的共和党人在 Trump 时代转为无党派是因为他们「厌倦了」，无党派但左倾的前市议员 Richard Skorman（理查德·斯科尔曼）说，年轻选民才是民主党人面临的挑战:「年轻人并不总是赞同民主党提出的一切」，他说。无论是在他们的意识形态还是生活中 —— 避免接听电话和党的筹款呼吁 —— 他说，他们似乎更喜欢「灵活性」。

部分因为他在去年当选前从未担任过公职，「Yemi 市长」，人们这样称呼他，被我采访的两党成员都以一定程度的谨慎看待 —— 要么怀疑他可能比看起来更保守，要么认为他更自由。令人难以置信的是，Mobolade 设法在选举中避免说明他是投票给 Trump 还是 Biden。（当我问他时，他也拒绝说，但表示他不会直接投票给某个政党。）

在我在科泉与他会面的那个早晨，Mobolade 刚刚举行了他的月度新闻发布会，他在推广该市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24-25 年最佳居住地排名中的第三名。

他对他的城市充满信心 —— 也对两党制替代方案的长期前景充满信心。他预测，在未来 20 到 50 年里，「我们将看到新政党的出现。」

但 Mobolade 对他的成功在全州或全国范围内被复制的近期前景也不是不切实际。独立人士在选民中可能很多，但在各级政府中却很少见。第三党「还没有找到提升工具和基础设施的方法，使其能与两党制相提并论」，他说。

当我问他关于这些结构性限制时，他告诉我，「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州和国家的 Kent Thiry 和 Andrew Yang 们的事。」

不过，Mobolade 不确定他是否想加入他们中任何一方的事业。他说他知道「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共同价值观的重要性，而且一起你可以完成比单独更多的事情。」他说他前一天晚上还在与 Thiry 互发短信。

同时，他对自己存在于政治进程之外的认识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可能限制政治运动的倾向。我问市长，是否同样的感受导致他登记 —— 并竞选 —— 成为无党派选民，也导致他对加入扩大他运动阵营的更广泛努力不太感兴趣。

如果他这样做，他说，「这现在就把我联系起来了，对吧?...这些第三党机构和体系仍然是机构和体系。」

「就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说，「我对任何类型的机构或体系都有点厌倦。」

Lisa Miller/NYT: 告别大胸：年轻女性为何选择乳房缩小手术

时尚总是周而复始，理想的身材类型也是如此。从凯瑟琳·赫本到玛丽莲·梦露，再到崔姬，人们追捧的身材标准不断变化。麦当娜曾风靡一时，后来被凯特·莫斯取代。再后来，卡戴珊式的丰满身材又击败了「瘦骨嶙峋」的审美。但当「纽约时报」时尚版编辑史黛拉·巴格比向我展示数据，显示自 2019 年以来选择性乳房缩小手术增加了 64% 时，我们都意识到这已不仅仅是一时的潮流。

我想深入了解这一现象。各年龄段的乳房缩小手术都有增加，但 30 岁以下患者的增幅最大。是什么原因让每年超过 7 万名女性愿意接受麻醉、忍受痛苦的恢复过程，甚至冒着改变乳头敏感度和失去哺乳能力的风险？

时尚变迁的原因往往难以确定。有时可能只是对前一种风格的简单否定，但有时则反映了重大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比如，朋克风格体现了英国民众对撒切尔政府的不满；复古和二手风格反映了 Z 世代的环保意识。女性参政权、性解放运动、女性进入职场、「me too」运动——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不仅改变了女性的自我认知，也改变了她们的外在形象。

## 卸下重担

整形外科医生表示，他们的乳房缩小手术患者主要受社交媒体和口碑的影响。这些年轻女性在网上看到了大量关于乳房缩小的详细内容，现在她们将这个手术视为一种解放，只需花费四位或五位数的费用就能实现。（要让保险公司报销任何选择性乳房缩小手术都很困难。）比弗利山庄的整形外科医生凯利·基林说，这些女性的想法是「我不仅仅是用来生育和哺乳的工具」。

患者们谈到了拥有较大乳房长大所带来的心理和身体负担：男性持续的关注，以及来自父母和老师的不赞同和羞辱。26 岁的林奇怡回忆说，小学时她在课间排队，一位老师伸手把她滑落肩膀的衣领拉到脖子上。「我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其实只是因为我有了乳房，」她说。

她们感叹无法舒适地跑步、滑冰、滑雪、徒步或在派对上跳舞。她们不得不用双层运动文胸来束缚乳房，无法在普通商店购物，还要忍受穿戴特殊文胸和泳衣（带有厚重支撑带）的尴尬。

在缩胸手术前，林的乳房是不对称的。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她背部持续剧痛，感觉自己像被困在一个 70 岁老人的身体里。手术后一周，我在洛杉矶见到她。她用贬低的语气谈论自己以前的乳房，仿佛将世界对她的负面关注内化了。她说它们「又平又下垂」，甚至到了洗完澡擦干身体时都不敢看的地步。

##「男性需要改变」

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困惑。我们正经历一个提倡身体自我接纳的时代。我把女儿送到一个规定「不谈论身材」的夏令营：女孩们不能评论他人的外表。在我的朋友圈里，我们努力避免将上一代对瘦身的执着传给下一代，总是告诉女儿们无论什么体型都很美。

所以，认为乳房缩小是一种解放的想法让我感到疑惑。这不就是另一种迎合主流审美的工具吗？这种审美标准还被 TikTok 上穿比基尼在游艇上的网红推波助澜。这是不是只是一种昂贵的方式，让自己能更好地穿上露肩上衣和宽松连衣裙？也许乳房缩小手术只是乳房增大手术的另一面，后者在美国仍然很受欢迎，每年约有 30 万例。

答案，或者说部分答案，来自于与社会学家莎拉·桑顿的一系列对话。她今年五月出版了《挺起胸膛》，这是一本关于乳房的社会史。她提醒我，尽管理想很美好，但作为一个女性，想要完全不受他人对自己身体看法的影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乳房，尤其是较大的乳房，往往会吸引过多注意力。从青春期开始，大胸女孩就会被过度性化，同时又因为乳房下垂、松弛等与衰老相关的特征而受到批评。

桑顿说：「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不会被外表困扰的世界里，但这并不是我们当前的现实。如果女性想要真正解放自己的身体，那么男性的观念也需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