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到800元的8个理由
以下就是我的第一个利国利民的建议的修正版: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到800元/月。下面简单阐述我的8个理由,跟以前一样,都是大白话常识,没有一点点晦涩深刻的内容。
目前农村60岁以上老人基础养老金平均下来不到200元/月。我大四川,人口大省,也是农业/农民工大省,目前基础养老金163元/月,这是2024年7月调高之后的数据。而企业职工平均养老金3000元出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平均6000多元,也就是说,一个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一个月的养老金相当于一个四川农民三年的养老金。
我之前还写过一篇文章,数据显示,城乡老人的收入差距在3-5倍,其中城市老人社保收入占比74%-79%,农村老人社保收入占比13%-22%。一个简单的算式:城乡老人社保收入占比的差距是多少倍?人很容易习以为常,但如果你能保持一定的陌生感,看到一个社会动辄十几倍几十倍的差距,你是啥感觉?
有些人会说,农民没有缴纳养老保险,每个月有一两百块养老金已经不错了。这当然是错的,大错特错。
1998年之前,大多数企业职工没有交社保,但工龄直接被视同缴费年限。2014年之前,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交社保,工龄同样被视同缴费年限。请问:农民为什么就不能一视同仁?如果说工厂机关等城里的工作才算工龄,那你告诉我:下乡知青都能算工龄,农民为什么不算?
我知道还会有人有意见:毕竟1998年和2014年之后,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交,而农民没有交。行,那我们就从1998年开始算起,假设农民18岁才开始下地干活,今年60岁的农民有16年工龄,70岁的农民有26年工龄,如果视同缴费年限,每个月应该拿多少养老金?800块多吗?
实际上,农民是最早为全社会缴纳社保的群体,这里说的是公粮,包括“三提五统”等。但凡你在农村缴过公粮,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敢拿“农民没有缴社保”来说事?
朋友们,农业税是典型的不公平税赋,你现在交个人所得税,还有个起征点,农业税是没有的。农业税没有起征点和免征额,不管产量多少,自用还是外销,统统都要全额计征的。而且,“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头税”是农业税,“二税”是“三提五统”,即村提留三项: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乡镇统筹五项:教育费、优抚费、交通费、民兵训练费、计划生育费。“三税”就是各种名目的集资摊派,什么教育、交通、治安、计生、电网、新房、旧房等等,其实就是乱收费。
整体下来,税费负担在20%-30%之间,这是个什么规模呢?以前总说地主压榨农民,但根据历史学家高王凌的测算,地主占有的农业“剩余”大概在10%-12%之间(因为有相当一部分是自耕农)。换句话说,要说从农民身上汲取剩余的能力,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能和这几十年相比。
还没完,还有各种隐形的方式,比如服劳役,修桥修路修水库疏通河道等等,每年要承担15-30个义务工。更厉害的是“剪刀差”(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提高工业产品价格),有研究数据显示,光是“剪刀差”,农民每创造100元财富,就要向城市输送25元。
那个时代的农民,把维持最低生产生活之外的一切剩余都上交了,承担的税费劳役之重,除了名称不叫社保,比后面交社保的人交得多多了——说“农民没交社保”,不过是玩文字游戏的无耻之徒罢了。
有人可能还会说,这都是老黄历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不然,90年代之后,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没有享受到平等福利,反而缴纳社保给城里退休职工养老,包括通过征收农村土地赚取差价等,农民对城市居民的贡献从未断绝。此处不详述,具体可参看格隆的《谁来保障农民的风烛之年》和聂日明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须正视基础问题》。
我知道还会有人说:你说得都对,但是国家没钱。我之前已经批驳过这种观点,咱们国家有钱。
目前农村60岁以上老人1.3亿,一年下来养老金支出1.25万亿,看起来是一大笔钱,实际上一点都不多。养老金支出在很多国家都是财政支出最大的一块,中国一年财政支出接近30万亿,一万亿多一点就解决了中国一半老人的养老金支出,完全是花小钱办大事。
单就养老支出而言,可以降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金标准,假设降低到4000元/月,一个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就能省出两个半农民,同时与农民的差距缩小到了5倍,与企业职工缩小到了1.3倍,岂不完美?此外还可以降低老干部的福利待遇,也可以省不少。
你领到的养老金,有一部分是财政补贴,是纳税人的钱。一般说来,出于基本的公平理念,应该是收入低的补贴高,收入高的补贴低甚至不补贴,但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机关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最高,2021年已达6483.8元,财政补贴2211.3元;企业职工月均养老金3047元,财政补贴482.8元;城乡居民(含农民)月均养老金190.9元,财政补贴163.9元。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已经高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替代率(退休后可以领到退休前工资水平)高达80%以上,有些人领到的退休金甚至比在职时的工资更高。这是一个什么水平?除了那些高福利国家,很多发达国家也不过50%-60%,比如美国、日本、德国、法国,韩国也要缴40年才能达到50%。
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千万不要说这是因为你们缴得多,因为你们的每一分钱都是纳税人给的,缴得多等于你们给自己变相加薪。实际上,你们也确实缴得多,基本养老保险单位16%+个人8%,职业年金单位8%+个人4%,两者合计36%,这同样是一个高得离谱的数字,发达国家一般也不超过20%。
去年9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社会保险法实施评估”课题组成员发布调研报告,执笔者是学会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一干人等,里面就提到应该降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的费率,把替代率调整到50%左右。“这种现象既与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相悖,也与资本主义国家公共养老金制度追求公平的制度实践以及由此形成的客观规律不符,而前苏联的崩溃、智利将公共养老金全面私有化背后都有和公职人员养老金异常丰厚导致广大劳动者不满有关的影子。”
顺便说一句,企业退休人员就不要站出来反对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了,你们也不算高,目前所有的方案都没有说要降低你们的退休金,2014年你们跟体制内比还差不太多,现在只有一半了。我以前也在三线厂上过班,我尊重爱戴的师父和师公都下岗了,我深知其中的痛苦,既然有过相似的经历,请多一点感同身受,莫要把优越感建立在农民身上。
从总体来看,养老金支出在中国财政支出中的占比低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换句话说,完全可以通过减少其他开支来填补这个缺口。钱总是不够花的,但要说优先级,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可以排到首位,只要愿意,这点钱完全不是事儿。
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就是民众没钱,民众没钱的原因是在财富分配中的占比太低。而要提高促进消费,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发钱,而在今日中国,最应该发钱的群体当然是农村老人。一开始他们可能会先存起来,等到每个月到期就能领到,有了安全感,慢慢就敢于消费了。
就算是农民没有交社保,但他们的孩子交了,不管是进城务工,还是当了城里人。
不要说“农民归农民,孩子归孩子”,搞清楚一个事实: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是“现收现付”,用现在工作的人缴纳的养老金支付当期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换句话说,外出打工的民工,包括那些落户城市的农民的孩子,他们缴纳的养老金,大部分都用于支付城市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了。再换一句更通俗的话,就是农民的孩子帮忙养城里人的爸爸妈妈,亲生爸妈反而没人管。请问一念即此,作为农民的孩子,你心里是啥感觉?农民的孩子交了养老保险为什么不能用于自己的父母?自己孩子缴纳的自己不能用?
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公共养老金网页上,至今依然保留着“缴费给家乡的父母、祖父母养老”的宣传。日本80年代也是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来到城市,农民养老金账户不足,因此日本公共养老金改革为现收现付,不同群体互济,于是有了前面的宣传语。
另外,同样基于“现收现付”,随着老龄化的加剧,现在这些缴纳社保的年轻人,三四十年后还能拿到多少养老金?只要是现收现付,就必然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缴费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未来能拿到多少,尤其是老龄化加剧的社会。实际上,职工养老保险断缴的人越来越多,已经从2011年的2956万人增长到了2022年的6325万人,遵缴率从85.2%下降到了80.8%。为什么?信心不足,鼓励不够啊。
两者结合,意味着你缴纳的养老金,既不能养父母,也不知道有多少能用于自己身上,对于缴纳社保能有多少积极性?所以,如果能够把农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到800元/月,对于农民的孩子来说,缴社保就当是给爸妈开了个800元/月的“亲情账户”,多少还能有点安慰不是?
最后一个理由,也是现代国家的常识:不是交了才有,没交也可以有。这部分叫基础养老金,或者叫救济金。
实际上,我知道,对有些人来说,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他们骨子里觉得农民是贱民。这个理由我建议就不要说了,那些人就算做得出来,也不敢说出口的,毕竟这是2025年了。
另外,请不要说不可能、不可行,做人不要这么卑微,自己都觉得不可能,那就真不可能了,如果绝大多数人都觉得理应如此,理所当然,自然就有可能了。
这一代农村老人,国家欠他们最多,刚出生碰上大饥荒,侥幸长大成人,又碰上计划生育,为了养家外出务工遭遇各种制度歧视,如今老了,孩子又不在身边(进城为各位大爷服务去了),还要拖着病躯下地劳作。至今犹记,前些年和爸妈回老家,路边看到一位老人,深深地佝偻着身躯,头都快埋到大腿了,我走过去了,又回头去给了他一百块钱,我妈说:没有人给他钱的,你不知道他有多高兴。
难道,要等到他们都死光了,就不欠了?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 大家好!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我在北京向大家致以新年的祝福! 2023年,我们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经历了风雨洗礼,看到了美丽风景,取得了沉甸甸的收获。大家记住了一年的不易,也对未来充满信心。 这一年的步伐,我们走得很坚实。疫情防控平稳转段,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粮食生产“二十连丰”,绿水青山成色更足,乡村振兴展现新气象。东北全面振兴谱写新篇,雄安新区…
最近,人民日报和国务院分别批评了“远洋捕捞”式违规执法的问题,我理解作为民间人士,是不是也可以被允许适当聊一下这个话题。话不多说,先说观点。总的来讲,我觉得远洋捕捞式执法:对律师行业是利好,对经济发展是利差,对民营企业家信心是一剑击穿,对法治和政府形象是一剑封喉。
先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远洋捕捞”式执法,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很多针对的是非传统意义上的非典型犯罪行为。所谓非典型,是指在理论和实操中,存在一定争议,有些甚至存在很大争议。比如,我之前介绍过的游戏没有版号,或者虽有版号,但是没有及时进行变更登记的情况。按照法律规定,所有的游戏在发行前,都必须有版号,且在游戏内容有一定调整或更新后,必须做版号变更登记。但问题是,在实操中游戏版号非常不好拿,且变更登记也非常不好做,变更登记所需花费的时间,也往往非常长。但由于市场发展变化特别快,用户的喜好、市场机会等瞬息万变,而版号申请和变更登记流程,跟市场存在脱节,很多跟游戏产业相关的上下游公司,便不一定会去拿版号,或者及时进行版号变更登记。
这导致,有些地方的执法和司法机关,便以非法经营罪为名,去抓捕这些企业,扣押和冻结这些企业的资金。没有游戏版号,或者游戏版号没有及时变更,虽然确实违反了行政管理性法律规定,但是否会构成非法经营罪,个人认为存在很大争议。因为非法经营罪的条文原文,没有把这种情况明确列进来,且在非法经营罪的构罪要件中,有“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要件。一款游戏的版号存在问题,是否一定会达到“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程度,实操中存在很大争议。
这便是所谓的非典型犯罪。但当某些地方的公安机关,以非法经营罪去办理这些案件时,被执法的企业往往没有太多反抗能力。
这还不算争议最大的。有些企业开发的产品,给人提供的是清理微信僵尸好友等功能。比如,可以通过这款产品,看看谁删了自己,以及群发微信信息等。然后,有些地方的执法机关,以“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把人家抓捕。
个人认为,这个罪主要针对的是黑客行为,即你给别人提供了类似的黑客程序、工具,将可能构成该罪。但其实,这些产品中不一定有黑客程序或工具。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你有本事黑到微信中,把微信搞到出现问题,估计不用等到某个不知名区县的公安上门异地办案,鹅厂自己就先报警了,深圳南山区公安先行出动了。
不知名区县的执法机关在办案时,我理解他们存在混淆“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嫌疑。刑法中还有一条罪,叫“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但这两个罪的构成要件不一样。前者是指你提供黑客程序或工具,且情节严重,后者是指你对别人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且情节严重的行为。
对于前者而言,你只要提供了黑客程序或工具,且情节严重,便可能构罪。对于后者而言,你还需要造成对方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造成对方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是一个很高的门槛。个人认为,有些不知名区县的执法机关,可能混淆了这两个罪。他们可能用B罪的构成要件,去适用了A罪。
总之,很多案件针对的是非典型犯罪,实操中存在很多争议。
第二,经办这些案件的,很多是穷地方的区县公安,或者富地方的穷区县公安。按我个人的了解,还没见过更高级别的公安介入,多数是区县一级。我发现,我们的区县公安,甚至是某个基层派出所,权力都很大。从理论上来讲,这需要全国各地所有基层执法机关,都具备极高的法治精神和能力。如果做不到,哪怕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短板,都可能造成全国范围内的寒蝉效应,并对法治建设造成整体性的釜底抽薪式破坏。
第三,在经办这些案件时,可能会采取“抄家式”办案方式。什么叫“抄家式”办案方式呢?就是把企业账户资金进行大规模冻结,动辄数千万,有时甚至上亿,把企业高管、核心人员全部抓捕,有时甚至出动大量警力和多个大巴车,把大多数企业人员或者全部人员,都抓去传唤询问。有些问完便被拘留了。有些企业,在被查办后,瞬间便垮了。
第四,经办这些案件的单位,可能存在以小博大嫌疑。跑到他们单位报案的金额,往往算不上很大,比如几万或几十万,但他们跑到异地进行查封、冻结的金额,往往高达几千万甚至上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相当于他们用一笔小钱,撬动了一笔大钱。
第五,案件流程启动后,这些办案单位存在不断要求当事人认罪认罚,把案件办成铁案的一些倾向。在这其中存在一个悖论。如果你不认罪认罚,他没有办法做到毫无证据负担地罚没你的钱。只有让你认罪认罚,把你定罪,他才能罚没你的钱。为了罚没你的钱,他必须要让你认罪认罚,否则将来可能有翻案的概率。公安部有明令禁止,原则上不允许各地公安部门私自接受财物或捐赠。这条禁令,本意是好的,但到了实操中,由于没法在明面上接受捐赠,一些基层穷区县公安执法部门和企业之间,陷入残酷的零和博弈。
第六,有些办案单位不但会冻结企业的账户资金,还会要求企业“自愿”将部分冻结资金转移到公安账户。这是严重违规行为,但是企业没有反抗能力。对于企业来讲,哪怕你知道对方违规,也不太可能去举报,因为你的命在人家手里。
第七,被查办的企业,很多是一些资金量比较大的中上部企业。所谓趋利执法,主要是盯着钱来的。如果你没钱,则一般不会查你。当然,如果你是超级大厂或者超头部企业,根基深厚,一般也不会查你。我理解主要是因为执法机构大多是穷地方基层区县执法机构,怕踢到铁板,得罪不起。所以,主要是查一些中上部企业,有钱,但根基又没那么深厚的。
总结起来,主要是以上几个特征。这些事情,以前没那么明显,但最近似乎变得越来越明显。核心的原因之一是,很多地方的财政收入出现困难,没钱。之前网传某广地区有近万家企业遭遇远洋捕捞式执法,便反映了这种情况。
某广地区被逼的没办法,搞了一个护航办,为企业保驾护航。如果有外地公安跑到某广地区执法,会先由当地护航办进行证据审查,他们认为确实构成犯罪的,才放行,如果认为不构成犯罪或者有争议,会被拦下来。当然,这个护航办,也是一个双刃剑。如果你搞了护航办,你到别的省份去执法的话,别的省份也会对你进行同等对待,不让你在当地顺利执法。所以,一般来讲只有富地方的省份才搞护航办,穷地方不搞。不然的话,穷地方的公安,没法顺利跑到别的省份去跨省执法了。
接下来讲讲我开篇提到的四个观点。
一、为什么说远洋捕捞式执法,对律师行业是利好?
平白无故多了很多案件,涉案金额往往数千万甚至上亿,很大,且很多企业在案件执法过程中,有很多冤屈感,让律师不但赚足了律师费,还赚足了正义感。
二、为什么说远洋捕捞式执法,对经济发展是利差?
因为这些办案单位拿着放大镜找案子,找到后便直接把人家连根拔起,苗都不剩,对经济发展当然是利差。创业是很难很难很难很难很难的。原谅我连续说了五个“很难”,因为确实很难。能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最后做到行业的中上部,底下养活几百个或数千个员工的,这种存活概率大概是1%。也就是说,在100个创业者中,最后大概只有1个创业者,能做到这种程度。
但远洋捕捞式执法单位,直接跑去便把这仅存的1%企业,连根拔了。拔了就是拔了,没了就是没了。经济发展靠千千万万这样的企业,在各行各业大放光彩,他们为国家缴纳税收,为社会提供就业,为经济增加活力。如果网传某广地区近万家企业遭遇远洋捕捞式执法为真的话,则这近万家企业,没了便是没了。
如果你再想培育这类似的一万家企业,理论上需要大约100万个创业者难度可想而知。创业需要时机、资金、人才等各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没了,便是没了。
三、为什么说远洋捕捞式执法,对民营企业家信心是一剑击穿?
你原本在属地干得好好的,有些已经干了好多年甚至一二十年,属地政府也没说你这个企业有什么大问题,结果某天突然毫无征兆地被异地公安上门查办,企业资金账户被大规模查封,企业人员被大规模传唤、拘留。你要是遇到这种事,你的信心也会被一剑击穿。一千个正能量美好宣传,都抵不上这一件糟心事的破坏。你也不要觉得自己没问题,即便被拘留也不怕。异地公安有权拘留37天,普通人很少能抵得过37天。等37天结束后,还可能有其他措施。
前两天网传内蒙公安跨省跑到北京执法的事,不知道大家看了没。这个姓邢的企业家,死了。按照内蒙公安的说法,说他是在指定监视居住期间自杀的。如果这个说法为真,大家想想,是什么样的压力,能够让一个人选择了结自己的性命。假设我现在给你一根绳子,让你上吊自杀,你下得去手吗?
四、为什么说远洋捕捞式执法,对法治和政府形象是一剑封喉?
政府为了宣传法治和树立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形象,花费了很多力气和心血。但这些事情出来后,涉事企业和当事人,很难再去相信这些东西。人的认知,主要是由经历决定的。宣传很难改变人的经历认知。一个完善法治体系的建设,不但需要有相对齐全的法律条文体系,也需要有一套相对中立客观的执法体系。这套执法体系,不能受到利益的影响。办案子,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打击犯罪,而不是为了某些利益,也不能跟利益挂钩。当掌握执法权的公权力,跟利益挂钩后,不管是过程还是结果,都必然存在歪的可能性。
总之,办案不能是为了搞钱,通过办案也不能获利,不管是执法人员还是执法人员所在单位,都不能通过办案有任何获利。执法或司法人员有纳税人的税款供养,收入稳定,旱涝保收,退休后有稳定的退休金,他们不是律师,不需要通过市场行为养活自己,也不能跟案件利益有任何挂钩。
以上只是个人意见,讲得不一定都对,仅供参考。
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
生育成本是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原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依次是“经济负担重”、“年龄太大”、“没人带孩子”,分别占77.4%、45.6%和33.2%。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的数据,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538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0391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6632元。通过研究分析,本报告得出如下结论: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约68万元。
按城镇和农村区分:0-17岁城镇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6.7万元;0-17岁农村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36.5万元。
按不同省份区分:上海和北京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分别为101万元和93.6万元。相比之下,西藏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只有34.9万元,青海省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只有37.9万元。
按收入水平区分:
低收入组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125533元,即约12.6万元;
中间偏下收入组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281730元,即约28.2万元;
中间收入组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446582元,即约44.7万元;
中间偏上收入组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691765元,即约69.2万元;
高收入组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1315254元,即约131.5万元。
按城镇和农村家庭的孩次区分:
城镇一孩0-17岁平均养育成本为66.7万元;
城镇二孩0-17岁的平均养育成本为52.5万元;
城镇三孩0-17岁的平均养育成本为39.9万元。农村一孩0-17岁平均养育成本为46.3万元;
农村二孩0-17岁的平均养育成本为36.5万元;
农村三孩0-17岁的平均养育成本为27.7万元。
养育成本的国际比较: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3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后发现,从2010年到2018年的这近十年时间里,小学生家长每周辅导作业的时长从3.67个小时增加到了5.88个小时;初中生家长每周辅导作业的时长从1.56个小时增加到3.03个小时。
由于生育成本过高、女性难以兼顾家庭和工作等原因,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也几乎是世界最低的。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绝大部分国家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超过2个,而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中国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低于2个。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为90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39‰。可以看出,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双双创下1949年以来最低水平。中国出生人口从2017年开始持续下降,2023年出生人口已经是连续第七年下降。2023年出生人口不到2016年的一半,用出生人口塌陷来形容现在的人口形势一点也不夸张。2023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0左右,不仅低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比严重少子老龄化的日本还低不少。
https://file.c-ctrip.com/files/6/yuwa/0R72u12000d9cuimnBF37.pdf
杂感
鲁迅
人们有泪,比动物进化,但即此有泪,也就是不进化,正如已经只有盲肠,比鸟类进化,而究竟还有盲肠,终不能很算进化一样。凡这些,不但是无用的赘物,还要使其人达到无谓的灭亡。
现今的人们还以眼泪赠答,并且以这为最上的赠品,因为他此外一无所有。无泪的人则以血赠答,但又各各拒绝别人的血。
人大抵不愿意爱人下泪。但临死之际,可能也不愿意爱人为你下泪么?无泪的人无论何时,都不愿意爱人下泪,并且连血也不要:他拒绝一切为他的哭泣和灭亡。
人被杀于万众聚观之中,比被杀在“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快活,因为他可以妄想,博得观众中的或人的眼泪。但是,无泪的人无论被杀在什么所在,于他并无不同。
杀了无泪的人,一定连血也不见。爱人不觉他被杀之惨,仇人也终于得不到杀他之乐:这是他的报恩和复仇。
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著现在,执著地上的人们居住的。
但厌恶现世的人们还住著。这都是现世的仇仇,他们一日存在,现世即一日不能得救。
先前,也曾有些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的人们,沉默过了,呻吟过了,叹息过了,哭泣过了,哀求过了,但仍然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因为他们忘却了愤怒。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孩子们在瞪眼中长大了,又向别的孩子们瞪眼,并且想: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因为愤怒只是如此,所以他们要愤怒一生,——而且还要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
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 只有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 但太觉疲劳时,也无妨休息一会罢;但休息之后,就再来一回罢,而且两回,三回……。血书,章程,请愿,讲学,哭,电报,开会,挽联,演说,神经衰弱,则一切无用。
血书所能挣来的是什么?不过就是你的一张血书,况且并不好看。至于神经衰弱,其实倒是自己生了病,你不要再当作宝贝了,我的可敬爱而讨厌的朋友呀!
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那时候,仰慕往古的就要回往古去了,想出世的要出世去了,想上天的要上天了,灵魂要离开肉体的就要离开了!……
五月五日。
三次大选,8年,再吸最后一口国际化的尾气
8年前,2016年,我还在上初中。那时候短视频还没兴起,我们一家四口每天蹲守在电视前,准时嘲笑特朗普的丑态百出。全家无一例外地认为希拉里会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当时,我姐姐正在准备美本的申请,而我还没到抉择是否继续在体制内上学的时刻。
我们全家都震惊于特朗普的当选。更多的,是美国人民怎么会选上这么一个当时看来小丑一样的人物,而对于即将到来的一切浑然不觉。
首先出现的,是17年开始,赴美留学的签证开始陆陆续续出问题。在此之前,比起SAT,托福,预估分,好像签证从来没在需要担心的列表上。好在那时,即使中途有波折,但最终人人都拿到了签证。大二的时候,姐姐还回过一次国。而从那时起,算到现如今的2024年,姐姐因为害怕回国后无法再回美而无法回国的时间,已经整整四年多了。
再往前看,2010年的世博会,几乎是我童年对这个世界理解最具象化的表现。记得当时沙特馆排队4个多小时,日本馆3个多小时,也挡不住全上海、乃至全中国人民排队的热情。为了世博会,不仅建了一整片世博园,还大力整治了空气污染。好像从那时候开始,上海的天就总是偶尔能露出清澈的蓝色来。
“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是首次由发展中国家主办的世博会,共有256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参展,吸引世界7308万人次前往观看。”世博会几乎是那个时代,上海精神的最好代表。开放、包容、国际化是上海的代名词,所有人都感受到国际化浪潮下,上海、中国的蓬勃发展,一切都欣欣向荣。学外语、说外语、去外国、拥抱国际化,是当时上海中产家庭精英教育鸡娃的重要方向。那个时候,留学还没有卷到如今这个地步,比起冷门运动、文化活动,学外语、练口语是最朴实的“国际化教育”。08年的奥运会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的崛起,而10年的世博会,则象征着中国继续全面拥抱国际化的决心。那一届志愿者的口号是,“世界在你眼前,我们在你身边。”
我从小对国际化趋势不疑有他。现在回头看,国内宽松的政治环境,缓和的地缘政治关系,外贸带来的高速经济发展,中国成为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带动其实早已初现颓势的世界经济继续向前冲,其实一切那个时候已经埋下伏笔。可我出生于2002年,从2010年起对身边的一切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我出生在一个中国已经吃下国际化果实的时代,我没有想象过一个国际化放缓、甚至停滞的时代,我要如何想象?我初中的培养目标是“培养走向世界的现代中国人”,拼尽全力想要给我们姐妹俩最好未来的父母,毫不犹豫地把我们送进了这里。我们模仿、背诵的是奥巴马的演讲,信赖的是全球合作共赢的价值观。一半的同学会进入国际部,未来出国深造。现如今,在双减后、摇号制度下的第一届学生都毕业的环境下,一切都那么幽默。
后来,我参加了中考。因为身体不好,一路在国内读完了高中。高中毕业那一年,和我同龄的、申请国外本科的人已经少有以美国为唯一申请目的地的同学,总是在美国之外,留一个备选。当时最火热的是英国和加拿大。而这距离我姐姐申请时几乎所有人都梭哈美国的时代,其实只过去了特朗普在任的三年。
疫情使得大学低年级时的我们都出不去,所以当疫情放开,却有许多同学因为签证没能去成美国时,我几乎是愕然的。人总是很难从固有观念里抽身,再怎么知道相关政策的变动,也总是会下意识觉得“没那么严重”。而当我在大学里,终于从高中的繁忙生活中抬头,看到的却是保守主义思潮的回归、逆全球化、民粹主义的觉醒。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时时感到愕然。而当我出国交换时,来交换的同学都是同样“离经叛道”的人,我们一群没能从全球化思潮中醒来的蠢人,用最无防备的姿态在已经变得逆全球化的社会环境里积极“拥抱世界”。
当特朗普8年之后又一次上台后,回望过去八年,好像国际化是我做的一场黄粱大梦。最近几年,我妈也逐渐上年纪了,变得喜欢唠叨过去的事。时常感叹,奥巴马是最好的时代。又时常感叹,当年送我姐姐出国可能并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考试复习的间歇写了这篇随笔,写着写着,突然想起前两天和朋友聊天,说上海有一个中小学军训很爱去的地方,叫东方绿洲,承接了大量军训、春秋游、和日常玩乐的需求。春秋游要过夜时,会安排孩子们住在东方绿舟的地球村,每一栋小房子以国家命名。在那个没有迪士尼的年代,东方绿舟几乎是我最爱去的地方。想起上一次和同学一起,激动得彻夜难眠,拎着小行李期待自己入住地球村的时刻,也差不多是八年前。
https://www.xiaohongshu.com/discovery/item/672f88ff000000001b0120f5
高扬:如何透过“外交行话”看外交?
“关切/关注”属于外交辞令上对事态发展的最低级别用语,一般主要是表示对发展势头不好、可能伤及自身利益的事态的关心。程度逐渐增强的外交辞令分别是“严重关切/关注”、“谴责”和“强烈谴责”、“抗议”和“严重抗议”。“严重关切”意味着中国政府针对某事可能会出手干预并将采取相应举措,“谴责”和“强烈谴责”直接表明中国政府对此事持不同意见和立场以及愤怒的态度,“抗议”表明中国政府对某人、某国的言论、行为或措施表示强烈反对,“严重抗议”不仅强烈反对而且已经制定措施准备反制应对。在很多场合,“极大的愤慨”也被经常使用,意思也很明确我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予以报复,但是我不会就此罢休,会有其他的措施拿出来报复。很多人对经常使用的“表示遗憾”非常不满,认为这是软弱无能的表示,实际上,这个词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不赞同或不愿意看到某种情况,但还没到需要抗议或谴责的程度。
“不能无动于衷”或“不能置之不理”,是向对方暗示如果事态继续恶化,中国政府将予以干预。“将不得不仔细地重新考虑本国的立场”,意味着如事态继续恶化,中国政府可能把双方友好关系调整为非友好状态的关系。“我们对此表示不满”意味着双方已经吵吵起来了,当面拍桌子的事情也会发生。“正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保留予以评论的权力”等是就某事发出警告的不同层次的表达。“不能置之不理”和“将采取相应的措施”表明该警告的已经警告了,现在要拔刀报复了,至于我用刀子干大的还是小的就等着瞧吧。当然还有“进行不符外交身份的活动”的说辞,其实就是指责对方一些外交官名为外交官实为间谍,在我国境内搞间谍活动,一般就是驱逐出境。
“我们注意到”,“我们理解”,“我们不提出异议”,“我们同情”等不同的语言表达,其最终要表达的意思都是中国政府对某事的赞同立场,表明中国政府对此事是支持的,并愿在未来加强合作与支持。还要注意的是,在多边外交场合,中国的外交辞令中更注意含蓄和婉转的表达,比如要对某事或者某种观点表示不同甚至、反对或者否定时,常常会使用转折的笔法,如“我们对此持有最大的同情,但是愿意指出……”,“我们对某某怀有深深的敬意,但是我们认为……”。无论前半部分如何表述,这样的表述主要看后半部分所表达的意思,基本上都是"我们拒绝接受"、"我们对此持否定立场"或者"我们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等含义。
在会谈或者谈判的报道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有以下词语“赞赏”、“尊重”、“持保留态度”、“坦率交谈”、“交换了意见”、“充分交换了意见”、“双方增进了了解”、“会谈是有益的”等。我们“赞赏”并不是支持对方,而是表示对方的某些观点和要求还勉强可以接受,但大多数都不符合我的立场要求。“我们尊重”表示虽然不怎么同意对方提出的要求和立场,但我懒得跟提意见和建议,就这么着吧。“我们持保留态度”就是说对你的观点和立场我不同意,但是我不回绝你,我们继续谈谈看,看看是不是可能有发展变化。“双方进行了坦率交谈”意味着双方都充分发言,阐明了各自的观点和立场,但是由于差距太大基本上没谈出什么成果。“双方交换了意见”表明双方只是借机各自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立场,按照自己的立场与对方进行了争吵,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双方充分交换了意见”也即双方很直白,也没有太克制,由于观点立场不同,大家在当场就吵开了架,但好在没到摔杯子走人的程度。“双方增进了了解”表明双方原来的立场差距太大,都认识到这导致达成共识存在鸿沟,但双方并未批驳对方,而是尽可能多的听取了对方的介绍,达成协议还远着呢。“会谈是有益的”表明由于双方对会谈的目的要求很低,只要能坐下来谈就已经是成功,会谈不求取得任何具体成果,而且双方接下来会继续会面熟悉。
关于对话和谈判等场合还经常出现“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双方的态度是积极的,气氛是良好的”、“双方进行了建设性对话”等表述。“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意思是双方的友好关系让大家像朋友一样会面交流,主要务虚谈原则但也能谈出一些具体成果。“双方进行了建设性对话”如果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则表明双方在有分歧的问题上都做出了有原则的妥协,妥协达成的成果可能距离双方的期待目标虽有差距,但是已经推动双方就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均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案。譬如2018年3月8日的新闻“对于中梵建交问题,中国表示中梵正进行建设性对话。”“双方的态度是积极的,气氛是良好的”就是会谈没啥进展,但双方对于展开对话的态度积极,也都有着希望对话达成一定成果的良好意愿,对此双方都很满意目前的状态。
“悬崖勒马”出自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此书生悬崖勒马,可谓大智矣。”比喻到了危险的边缘及时清醒回头。这在外交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表态,是给对方的最后一次警告,也是给对方的最后一次机会,否则伴随而来的是严厉的报复和反制措施。2014年在点评安倍的历史观时,时任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日本领导人给华人最好的祝贺、给中日关系最真诚的祝福,莫过于“在历史问题上我将悬崖勒马,马上认错,马上就改,再也不去参拜靖国神社了”。2017年3月8日,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谈到“萨德”时表示,中方敦促韩方悬崖勒马,中止部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这两次使用悬崖勒马后,中国与日本的高级别官方交流基本中断,韩方在华的企业受到民众自发的抵制而损失惨重。
“是可忍孰不可忍”出自《论语.八佾第三》,现指事情恶劣到了让人不能忍耐的地步。在外交上也是一个严肃庄重的表态,这样的表态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1962年9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是可忍,孰不可忍》,第二次是1979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是可忍,孰不可忍——来自中越边境的报告》,第三次是2012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日本必须承担背信弃义的严重后果—五论钓鱼岛问题真相》社评,针对的对象是印度、越南、日本,后面的中印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和中日关系的大倒退,都充分显示了这一外交表态的巨大后果。
基本医疗保险,普惠健康险与百万医疗
TL;DR 按治疗费用接受度及年龄划分
10万以内:
中青年:基本医疗保险 + [当地普惠健康险(买不了后两个的考虑)或者短期医疗险(癌症特药更好)或者长期医疗险(保障更长)]
老人:基本医疗保险 + 当地普惠健康险
10~30万:
年轻:基本医疗保险 + 长期医疗险
年纪大:基本医疗保险 + 当地普惠健康险
30万以上:
基本本医疗保险 + 长期医疗险 + (当地普惠健康险或者一年期健康险)主要是为了更全的覆盖院外药物。
其他情况:
得过/正在大病的人群:无脑基本医疗保险 + 当地普惠健康险
亚健康的有积极治疗意愿的:基本医疗保险 + 当地普惠健康险 + 能买到的任意类型的长期医疗
有钱人且健康:高端医疗走起
如果不考虑那些无底洞的治疗且身体健康:基本医疗保险 + 长期医疗险
控制保险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不要没钱硬上。
疑盗窃倒卖数千具尸体用于制作植入材料75人涉案,地方民政部门回应
山西奥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下称山西奥瑞公司)涉嫌非法购买遗体、残肢作为原材料,用于生产“同种异体骨植入性材料”产品,2015年-2023年的营业收入合计达到3.8亿元。警方在侦办该案中,查封涉案公司人体骨骼原材料、半成品18余吨,成品34077个。扣押、冻结涉案公司、人员资金1亿余元,冻结保险基金等资产价值6000万余元,查封房产16处、汽车29辆。根据材料,该案涉及非法盗窃、倒卖尸体数千具。
2015年1月到2023年7月,山西奥瑞公司通过从四川、广西、山东等地非法购买遗体、残肢作为原材料,并在购买和生产过程中对非法获取的尸体、尸骨进行粗暴肢解、剔除皮肉、清洗、辐照等,用于生产“同种异体骨植入性材料”产品,经国家审计署太原特派办审计,销售获利方面,2015年-2023年的营业收入合计达到3.8亿元。
材料称,该案共有75名犯罪嫌疑人,均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认罪认罚,涉及的单位包括山西奥瑞公司、四川恒普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四川恒普公司)、山东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肝脏病中心、桂林医学院、桂林市殡仪馆、平乐县殡仪馆、永福县殡仪馆等单位,此外,还涉及犯罪嫌疑人苏某某所控制的云南水富市火化场、重庆巴南区火化场、贵州石阡县火化场、四川大英县火化场。
2012年以来,苏某某入股山西奥瑞公司,负责该公司的人体骨骼原材料供应和西南、东北、西北等13个省市的“同种异体骨”销售。2014年,苏某某成立四川恒普公司,非法获取尸体、尸骨用于生产加工“同种异体骨”产品,并将部分人体骨骼贩卖至山西奥瑞公司。2017年至2019年期间,为扩大获取尸体、残肢来源,苏某某先后以承包、入股、派人入驻等方式,控制云南省昭通市水富天富殡葬有限公司水东火化场子公司、重庆市巴南区仙居山殡仪馆、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望城殡葬服务有限公司、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殡仪馆四家殡仪馆的火化场。随后指使其安排在火化场的人员盗窃尸体,并在火化车间内对尸体粗暴肢解后,运回四川恒普公司,部分尸体在四川恒普公司内肢解,苏某某供述上述四家火化场共向四川恒普公司提供4000余具人体骨骼,其中1000余具由山西奥瑞公司周玉生安排石某某、王某某等人在四川恒普公司处理后,运回山西奥瑞公司,其余人体骨骼均经四川恒普公司生产部员工预处理后存放于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空港一路二段新有源冷库和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四川恒普公司库房。
2015年-2023年期间,李某兴、苏某某等人为大量获取生产“同种异体骨”的原材料,指使员工赴广西桂林、四川成都等地拉运人体骨骼。分别在四川恒普公司、桂林医学院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研室(以下简称桂林医学院解剖教研室)内对尸体进行筛选、处理等,再将预处理的尸骨装车后驱车返回公司入库保存。
2017年3月,该案嫌疑人张某某到四川大英县火化场任经理一职,负责从殡仪馆挑选、盗窃、偷运尸体,向四川恒普公司提供人体骨骼原料。
为掩盖山西奥瑞公司用于生产加工“同种异体骨”的尸骨原材料来源非法,李某兴安排公司多人伪造遗体志愿捐献登记表、检验报告等材料证明其尸体来源合法性和安全性,并组织公司大部分员工在遗体捐献登记表上假冒家属签字。
此外,2015年至2021年期间,山东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肝脏病中心副主任医师李某强事先将遗体肢解后,放入冷柜保存,出售给山西奥瑞公司,共出售10余具人体骨骼原料,每具价格1万-2.2万元不等。
2023年9月11日,国家审计署开展专项审计发现,桂林医学院解剖教研室实验员兰某某以每具1万元的价格将322具人体骨骼倒卖给山西奥瑞公司,非法牟利。
2019年至2023年初,兰某某、田某某为向山西奥瑞公司大量提供尸骨原材料,在明知桂林市、平乐县、永福县殡仪馆提供给桂林医学院解剖教研室的大部分尸体为盗窃所得的情况下,仍然同意以每具900元的价格购买尸体并达成协议并加盖桂林医学院公章。
经统计,2017年至2023年期间,桂林医学院解剖教研室从上述三家殡仪馆购买450余具尸体,其中约300具贩卖给山西奥瑞公司。
警方调查还显示,桂林市殡仪馆将无名尸及家属不要骨灰的尸体卖给桂林医学院,经初步核实共贩卖200余具尸体。平乐县殡仪馆将家属放弃保留骨灰遗体不进行火化,倒卖给桂林医学院解剖教研室来获利,并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宣布决定,经初步核实平乐县殡仪馆贩卖180余具尸体。永福县殡仪馆常务副馆长韦国东在明知将无名户及家属不要骨灰的遗体贩卖给他人是犯罪行为的前提下,违背家属意愿决定将已办理正常火化流程,收取家属火化费用的大量尸体运输至兰某某处,以每具尸体900元贩卖,经初步核实永福县殡仪馆贩卖73具尸体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