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争夺「国际话语权」】

最近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记者说，和几位民族主义的中国年轻人聊过，发现他们都很关心「国际话语权」这个东西，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实力强了，但在「话语权」上还太弱，整天被西方媒体「抹黑」，所以要把「话语权」给「争夺」过来。

虽然「话语权」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我们很难想到一个合适的英文对应概念，也许「软实力」比较接近），但我大体上是同意以下判断的：这个世界上，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更尤其是美国白人——的声音太大了，它并不能反应这个世界的多元。我希望听到更多中国人的声音，也希望听到更多东南亚人、中亚人、中东人、南美人、非洲人的声音。

问题是，如何获得这种「话语权」？我的看法和民族主义者有着很大的不同。

首先，话语权不是「争夺」来的，「争夺」这个词带有某种依靠强力取得的意味。其实孟子早就说过王道和霸道的区别。话语权要以理服人，或者借用龙应台的一句话，「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其次，要拥有话语权，当然需要有一批能力强的媒体、媒体人，以及文学艺术创作者。要让他们产出好作品，甚至都不需要额外扶持，只要不给他们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就可以了。中国有一批极有才能的媒体人和创作者，只要放手让他们去创作，他们一定会做出全球顶尖的调查报道、文学和影视作品。奥斯卡更可能颁给中国电影，而不是韩国作品。

所以，我觉得很讽刺的是，有的民族主义者一边大力支持捆住媒体人和创作者的手脚，甚至逼迫一些人离开行业或者远走他乡，另一边又哀叹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声音不够。这实在是自相矛盾呀。

刚刚过去的春季学期，是一个笼罩在新冠肺炎阴影之下的学期。但是，教新闻传播类的课程就意味着：世界上发生的任何大事，都可以和课程内容产生联系，都可以激发学生的思考和讨论。

我的课程期末作业的要求是：自行选择与「新冠肺炎和内地媒体」相关的任意一个话题，完成一篇深度报道，或学术论文，或多媒体作品。

大家选择的关注点非常丰富，有人分析《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传统媒体的报道框架，有人研究了疫情期间审查和反审查的相互过招，有人采访了在武汉制作视频的Vlogger，有人关注了年轻人和父母之间关于疫情讨论中的摩擦争执，有人报道了偏远农村地区是如何进行远程教学的，有人介绍了利用网络进行信息传递互助的公民自组织……大家的作品让我学到很多。照例在课程网站上展示几篇优秀的作品。

今天想重点推介的是其中一篇：武汉人究竟如何看待方方日记？作者采访了8位身份、经历、观点各不相同的武汉人，呈现了一幅多元的画卷。从中，我了解到：一些武汉人并不觉得方方日记里的内容有什么特别，但他们对国外出版和方方屡屡使用的“极左”指控非常敏感。我还了解到：一位在外地读书的武汉人认为，方方的记录让其他人可以理解武汉人的处境，但是她依然担心海外出版是“与政治挂钩”，因此心里感觉不舒服。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武汉的一位医生说，批评方方日记的主要是两种人——体制内的人和湖北之外的人，前者觉得自己的辛苦付出没有得到认可，后者则没有切肤之痛。这位医生还认为，日记海外出版「反而会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因为日记内容既有中国前期的失误，也有后期举国抗疫的成功——如果美国人「看到武汉当初那么困难都挺过来了，可能就会更有信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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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 #CUHK教书日常

COMM 2140 UGEC 2634

疫情與媒體

<p>本課程的期末項目：選擇一個與「COVID-19疫情與中國內地媒體」相關的話題，寫作一篇學術論文，或一則深度報道，或一則多媒體作品。</p>